人渣经济笔记

我喜欢在候机的时候在机场里东张西望，走来走去。在美国的机场，你不仅会发现这里面走来走去的空姐大多是大娘级的，飞行员们也都不年轻，很多都两鬓斑白了。中国的情形则不一样，空姐们都很年轻，飞行员们也都年富力强。中美空姐年龄上的差距似乎部分的是因为美国的一部反歧视法律，据说过去美国的空姐也大多是年轻漂亮的，但这部法律要求航空公司不能够以年龄和长相作为录用的标准，否则就是歧视。航空公司为了避免法律上的麻烦，反而干脆找一些有些年龄的人来当空姐，这样就可以保证不被人告歧视。中美飞行员年龄的差距应该是因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原因：中国飞机数量的增长太快了，又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飞行员，只能找年轻人来开，导致了整个飞行员群体的年龄相当的年轻。

中国飞行员，特别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的不足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现实。航空公司，特别是正在扩张的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的争夺也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相当激烈。这大概是这几年频繁发生的飞行员和航空公司之间劳资纠纷的一个重要背景，动辄就是飞行员要求辞职或者跳槽，航空公司给你来个巨额索赔。

航空公司的索赔是有道理的，飞行员是我培养的，培养飞行员需要巨额的费用，不能说走就走。但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是，巨额索赔变成了飞行员流动的巨大障碍。这是不合理的，不能说我在你这里成为了机长，我就一辈子得为你开飞机，即便我对公司不满，即便薪酬已经比别的航空公司低很多，我也不能走。东航云南公司的返航事件，根据报道，似乎就是因为薪酬太低而起，飞行员们如果能自由跳槽，估计也不至于做这么流氓的事情。

我的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是，给飞行员搞个像运动员那样的转会制度，是不是就能解决这种矛盾了？你要挖我的飞行员，可以，但是请付转会费。这个费用理想的当然是公司之间自由协商，但给定很多公司都是国有的这件事情，而且飞行员的技能相对容易界定，这个费用由民航总局根据成本，年领，飞行时间等各种因素来统一的制定，然后再给一定的浮动范围也是可以的。这样对航空公司和飞行员都算公平。飞行员可以自由流动而不至于个人去承受“巨额的索赔”，被挖的公司也不至于像疯了一样去阻止飞行员跳槽，挖人的公司也不至于只靠一点点工资就能把别人花了巨资才培养出来的“资产”无偿的占有。转会制度，其实就是把飞行员的飞行技能界定成了航空公司的资产，飞行员是飞行技能的物理所有者，但航空公司才是飞行技能的最终所有者。虽然，我也感到这样的区分有不少可能遭到置疑的地方，但给定航空公司的投入对于飞行员成长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简单的区分未必太坏。而且，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飞行员和飞机的增长进入稳态，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对飞行员血腥的争夺大概就会自然的终结。在美国，飞行员似乎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换公司，一个飞行员在一个公司待的时间越长，级别就越高，对飞行时间和飞行路线的选择就越有自由度。换了公司，一切清零，虽然工资不会更低，但飞行的时间和线路就任人摆布了。

什么东西价格暴涨或者暴跌都会引起麻烦，飞行员也一样。

前段时间和谷主开车路过费城，顺路就去拜访了在宾大读博的师弟师妹。被款待了他们从树上亲手摘下的新鲜樱桃，还有两个多小时的宾大之游，很是尽兴。晚上，师弟师妹说去费城的唐人街一起吃饭，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车。我担心在城里到处都是红绿灯，容易跟丢。于是我建议说一个会合的地点，我和谷主靠GPS开去。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师妹说：你还是跟着我们吧，不让你搞不清楚哪条路堵哪条路不堵。这个时候师弟立刻接口过去：要堵肯定都堵，这是一个均衡，有路不堵大家就都走那条路，结果就会堵。

事情的结果是我们既用了GPS，也跟着车，双保险，最后也没跟丢。但那个细节对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太有趣了。我想说，我太同意师弟的想法了，我不知道这是男性的共同点，还是学经济学的共同点，还是两者都有。

我跟谷主开车的时候，最经常发生分歧的地方就是，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时，谷主会努力的用GPS找一条和高速路平行的路，然后建议走那条平行的路。我一直对这个想法不敢苟同，原因就是上面师弟说的：我不相信高速公路上堵得跟停车场一样，平行的普通公路能畅通无阻。你说这是一个均衡也好，说这是有效市场也好，说这是无套利也好，都行，如果你相信人行道边不会躺着100美元，你大概也会相信不存在平行但是一条堵另一条不堵的两条路。

我怀疑我和师弟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点市场原教旨主义。从我和谷主多次的尝试看来，平行的路有时候确实走起来快一点，当然，也有时候走得更慢，市场在平均意义上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有效的。坚持市场是有效的，几乎在每个具体的点上都是错的，但是平均起来却差不多是对的。

我听一个北京的哥说，在四环路上，不停的变到车最少速度最快的道和始终沿着一条道开，前前后后不差多少。我相信他说的，喜欢“套利”的北京司机们，已经把四环路变成了一条相当“有效”的道路。“有效”到你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变道而开得更快了。

我能理解亏钱心情都不好，但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人希望政府出来救市。

我听人说中国股市是个政策市说了很久了，一直都没听懂。政府从来都是出政策不出钱的，不出钱怎么救市？

利好利空都是在炒作，在玩心理，和政策有什么关系？我最经常说的就是下面这件事：提准备金率，可以是利好也可以是利空，就看人家想怎么解读了。为什么是利空比较容易理解，提准备金率是收紧银根，对股市不利。为什么又会是利好？笨蛋，因为这叫利空出尽。

去年530政府提印花税率，我写了篇“政策应该关注基本面”，绕了半天其实只有一个意思：蠢政策。股市是跌了一下，很快就又回去了。前段日子，政府又降印花税率，我还想说：蠢政策。但是霍德明先说了，被群殴。但结果和去年530其实基本是镜像，股市是涨回去一点，但是很快又跌回来了。

请记住，所有只吆喝但是不出钱的政策都救不了市，你要是觉得这样的政策能救市，那就等着被套牢吧。

美国政府最近也救市，救的时候是真金白银拿钱往里面堆，这才能救市，虽然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在前面等着也顾不上那么多。但中国现在适度从紧，别指望政府砸钱了，没看油价，电价刚提了，这又够人民银行喝一壶了。

这世上，一时半会没有救市主。

在离开波士顿之前，我和谷主在整理我们不值万贯的破家的间隙，用很高的密度拜访着各路亲友师长。昨天去一个亲戚家，我和谷主和时时嘟囔，家里已经坏了的那个电饭锅，就是我刚到波士顿时人家开车带我去买的。有了米，有了锅，我初到美国的生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这件事情我总是记在心上。

亲戚是在贸易行当里的，说起中国的纺织品，只有一个字:贵。曾几何时，中国货还是便宜货的代名词，但汇率的升值，工资的上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让中国突然变贵了很多。周边的越南，孟加拉，几乎在用可以忽略不计的价格出口着纺织品。我其实还有一个更惊异的发现，家里的那个佳能打印机上印的竟然不是Made in China而是Made in Vietnam。

我知道，即便现在没人说，估计很快就会有人嚷嚷中国得了“荷兰病”。当然，不是那种资源型的荷兰病，像俄罗斯正在担心的那种。而是大概像下面这个版本：因为某种原因或者阴谋(资源型荷兰病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热钱大量流入中国，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中国产品的价格虚高，进而伤害中国的制造业，比如说上面说到的纺织业。

我不觉得上面的故事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看起来所有的现象都符合。你就这么想吧，让中国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在最没有技术，只需要体力的低端纺织业拼成本，这不是搞笑吗？这件事情和热钱阿，汇率阿无关。这个世界，除了极少的几个资源型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其在产业链的位置都是基本对应的――最穷的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最富的国家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中国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在产业链的位置也必将上移，这是所有的国家由贫变富都要经历的。你就想想香港吧，60年代的香港不就生产衣服，塑料玩具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李嘉诚不就是靠塑料花发家的。时至今日，有谁还能在香港靠生产塑料花发家？亏的连门都找不到。

中国的产业需要升级是必然的，低端的产业即使现在还有竞争力，很快也会失去竞争力，中国只会越来越贵。你就想人工吧，如果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长，你还去哪里找便宜的工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升级，向何处升级？

我当然不知道答案，我真的希望我知道答案，这样靠这个答案估计就能挣上一大笔。我在想的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说，政府能做些什么？我仍然对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持保留态度，换句话说，政府通过调研，咨询和依照国际经验，锁定一些产业，然后通过产业政策，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我现在仍然相信，虽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学习，但产业升级总的说还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需要企业自己去闯。因此，我更加倾向于政府的角色是后勤――让更多的人受到高质量的教育，继续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让资金可以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给夕阳产业一点呼吸的空间(比如说，给纺织业三年的逐步递减的汇率保护，让一些企业知道自己死期不远，但同时给他们时间转行)，共享信息，补贴创新等等。

产业升级，会是中国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位，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绝对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中国，没有荷兰病。

萨克斯教授是“休克疗法”的提出人，他提出“休克疗法”的基本哲学相当简单：让政府和国家退出，让市场来拯救世界。我这里要说的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想说，萨克斯在那时那刻，是个坚定的自由市场的信徒。但是你看萨克斯最近这些年关于反贫困的言论和行动，他显然坚定的相信，良好设计的政府行为，可以帮助解决很多最紧急的贫困问题。这二十年，萨克斯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发生了相当大尺度的变化。

我在想，如果一个人就是坚定的相信政府能够解决问题，政府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我们能称这个人是政府的代言人吗?如果一个人坚定的相信，这个世界的进步和财富是由一小部分人创造的，我们能称这个人是精英的代言人吗？如果一个人坚定的相信，对资本征税最终将不利于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我们能称这个人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吗？

这么说吧，你可以把任何一个有自己一套观点的人定义成一个代言人。所谓观点，就是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判断，一件事情需要判断，就意味着这件事情不止有一个答案。这个世界总是不同人喜欢不同的答案的，所以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注定是会替一部分人代言的。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从来不替任何人代言，那多半是这个人没有观点或者总是顺着风改变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代言人”才是具有一致性的人，你应该关注“代言人”说了些什么，关注他们观点背后的论据，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

美国有很多品牌式的代言人和机构。比如说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是个非常保守的机构，永远都是替资本家“代言”，加图研究所(Cato)则是自由主义的旗帜性机构，宣扬的永远是小政府，减少管制，无为而治。这些机构并没有因为“代言”让人厌恶，相反，因为这些机构的观点几十年如一日的具有一致性，他们相当的让人尊敬。美国的议员们也是如此，一个议员的投票记录是不是前后具有一致性是极度重要的，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在特定的问题上总是为某一个特定的人群代言是极度重要的，你具体为哪个人群代言反而是相对次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代言人”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为各种人群“代言”的人，而后这些“代言人”之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文明的对话和辩论，这样才能有妥协，有和解，有理解，有进步。

“代言人”其实可以是一个褒义词。

昨天和谷主去看她的大学同学，他们一家刚从依阿华州(Iowa)搬到波士顿。聊天中，他们提到依阿华正在发洪水。于是今天我就格外注意新闻里依阿华洪水的消息。依阿华，这个美国中部的农业大州，在总统初选之后重新上了新闻的头条，我脑子里稀少而凌乱的关于依阿华的知识也一股脑的涌了出来。我得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没有依阿华，就没有经济学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经济学的今天。

我知道依阿华这个名字是来自于美国的战列舰――日本就是在依阿华级战列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但是依阿华更著名的大概还是她的玉米地。

依阿华应该有这个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她曾经是美国乃至世界按人均计算最富裕的地方。依阿华肥沃的土地，和五大湖便利的水路交通，造就了在经济学界异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芝加哥。我以前写过，芝加哥起家就是靠屠宰用依阿华玉米喂大的猪，然后通过水路运往美国东部，这个城市当年最大的行业就是屠户。对经济学而言，芝加哥大学和其芝加哥学派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引领了经济学几十年的潮流。我的逻辑是，如果没有依阿华，就不会有芝加哥，如果没有芝加哥，经济学的发展史恐怕会是另外一种景象。新古典当然还是会兴起，只是事情恐怕完全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依阿华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就更加特殊了。依阿华是一个农业州，从这个地方走出了上个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盖尔.约翰逊。是这两位在中国发现了林毅夫并把林毅夫带到了美国，林毅夫应当是盖尔一生最得意的学生，盖尔致死都全身心的支持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支持着林毅夫，易纲，海闻等人从无到有的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学教育这十几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是有这两位从依阿华的玉米地走出的经济学家的影子的。

我想到这些，就觉得很神奇。当然，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是依阿华的洪水会对世界的粮价产生如何的影响――这里不仅是美国的粮仓，也是世界的粮仓。

谷主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脑子里有多少次滑过了学过的各种汇率模型。我想这些模型不是没有原因的：去加拿大之前，我和谷主做了各种准备，但是唯独忘记了一件事情――去银行换点加元。所以，我们是揣着一口袋美元和信用卡进的加拿大。但事实证明，在加拿大，至少在我们行走的安大略湖沿岸，美元和加元一样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货币，完全没有必要持有任何加元。我们家楼下的投币洗衣机，如果你仍25分的加拿大硬币进去，它会吐出来。但是在加拿大，如果你扔25分的美国硬币给任何吃硬币的东西，它们都会吃进去。所以刚开始我还试图换点加拿大硬币停车用，后来等我发现美国硬币一样能用，这点麻烦也都免了。如果你学过任何教科书上的汇率模型，你就不得不想一个问题：加元和美元的汇率怎么确定？几乎所有的汇率模型，都是一个经济内只有一种货币流通，如果一个经济内有两种货币可以同时流通，换句话说，你可以随意使用任何一种货币，那汇率会变得很复杂甚至是不确定的，至少在数学上是这样。我一路上想起的都是这个。

当然，有趣的还不止这些，加元的迅速升值(也就是美元的迅速贬值)引起了双方截然不同的反应――基本的故事是：没有人愿意吃亏。边境上的美国收费站都有两个价格，美元一个价，加元一个价，加元的通常要贵20％，美国人显然还生活在加元升值前的时代，忘记了加元早就和美元一个价了。加拿大人也一样，开进尼亚加拉瀑布的“雾之少女”号船从美国和加拿大都发船，加拿大人收14.5加元一张票，他们显然也忘记了他们的船票已经比河对岸贵了20％，河对岸是12美元一张票。

当然，这一切都未必是故意的，凯恩斯主义相信价格是粘性的，新古典是不相信的。在坐了贵20％的加拿大一方的“雾之少女”之后，让我觉得，相信价格是随时变动是要付出金钱的代价的。

我和谷主开车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的东部绕了一圈，见识了大湖，大河，瀑布，酒庄，马场，无穷的山，无穷的岛，无穷的树和无穷冰川留下的其它大大小小的湖泊。我们利用了人类发明的各种交通方式――车，船，马，飞机当然还有双脚。

这一周最悲伤的事情：得知Tim Russert去世。Tim Russert是我最喜欢的电视政治评论人，我过去四年的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坐在电视前等待他的“Meet the Press”，他的节目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昨天，在我走近旅馆房间之前，我还在想着周末回家之后干什么。我想到的不是NBA总决赛，想到的不是欧洲杯，想到的不是一周没有更新博客，而是在想星期天早上像过去几百个星期天那样，坐在电视前等着“Meet the Press”开始。但是，当我打开电视之后，看到的是所有的新闻都在播报着同一条消息：Tim Russert猝死于工作中。我在沙发上呆呆的坐着，谷主过来说：你星期天早上再也没有电视看了。

这一周最快乐的事情：得知凯尔特人队在NBA总决赛的第四场反败为胜。中国的球迷我猜测大概是喜欢湖人的多，但是身在波士顿，我无可选择的是个凯尔特人队的球迷。周四晚上，我看完了第二节就睡了，凯尔特人被湖人打得脾气都没有，我实在不忍心看凯尔特人在客场被屠宰，于是我就这么错过了NBA史上最伟大的反败为胜之一。我第二天也没有去看结果，我不想去接受凯尔特人输得极度难看的结果。所以，直到我到家之后，我才惊异的发现，凯尔特人竟然是赢了。我为最坏的结果准备好了心情，但是得到的却是再好不过的结果，这种快乐非常的释放。

这一周最不好形容的事情：看到沪市跌破3000点。刚刚旅行回来，心情正好，为了防止挨骂，此处略去若干字。我十几天前写过一篇关于股市，但是没有发表的博客，名字叫“被玩了吧”。写得什么大家爱怎么猜怎么猜吧。

争取从明天开始恢复更新博客。

这个词应该这么念：喔嗷―――，就是把嘴张得最大的那种，这是我看到央行又加了一个点的准备金率之后的第一反应。央行对调准备金率的痴迷已经超出我的想象力――我自己都快成祥林嫂了，央行加一次准备金，我就说一遍这不行，结果这一年就说了十几次。

央行究竟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央行一再选择提准备金率而不是加息？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应该是加息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会超过提准备金率。这么说吧，任何有效的紧缩政策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都会让依赖贷款的企业感到难受，没有无痛的紧缩(好吧，70年代的时候Sargent和Wallace写文章论证过在理论上存在无痛的紧缩，这迄今为止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提准备金率的痛比加息的痛小，或者根本无痛，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提准备金率的紧缩效果没有加息好。

但是加息和提准备金率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是我猜测央行在加息的问题上为什么如此步履维艰的原因。提准备金，收紧贷款，最后拿不到贷款的是那些中小企业，这对那些央企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照拿贷款，照付很低的利息。加息就不一样了，加息直接就会变成那些央企的财务成本上，直接伤害央企的利益。我能想象央行在加息的问题上会面临国资委，发改委和财政部多大的压力。但通涨又让央行不能什么都不做，所以干脆就提准备金率吧。

我其实很同情央行，这次要是通涨真的变得旷日持久，央行的黑锅是背定了。

看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惊心动魄又是引人入胜的，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观察越南。我仍然在非常匮乏的资料和数据中寻找越南故事的逻辑，不过下面是我一些凌乱的想法。各种迹象表明，越南目前的关键词是：高通货膨胀，(汇率)贬值，(股市和楼市)崩盘，可能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是：（大规模）资本外逃。

先说一点乐观的：

1．  我倾向于认为，越南的事情不管如何发展，不太会引发有些人说的“第二次东亚金融危机”。我有限的阅读给我的判断是越南的问题是局部的。一个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国际资本因为越南的事件重新评估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并因此大规模的从新兴市场国家抽离资本。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原因有三：1. 越南的规模很小，外资即使在越南有损失，其损失在总的盘子中比例是很小的。2.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面并不差，3.不投在新兴市场国家投在哪里呢？难道投在还没有摆脱次贷危机的华尔街？几乎没有增长的日本？还是半死不活的欧洲？

2．  越南即使爆发全面的危机，我觉得危机对越南本国的影响是可以被控制的。这点判断基于对中国过去的观察，越南还是一个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大部分企业也在政府手里，最重要的是银行在政府手里，这不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是却是一个有利于控制危机波及范围的所有制结构。只要越南政府能够保证银行体系不崩溃，我相信这是做得到的，发生危机的影响不会是致命的。

3．  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场由IMF，或者中国领导(其实中国能出头是最好的，中国应该比IMF更值得越南信赖)的金融救援是能把越南救回来的。越南的经济并不大，那点外债并不多，要是外资排队逃跑，中国政府给越南政府贷点款就能让越南缓过来，而且我相信中国贷款最终的回报率不会比持有美元债券低。越南的股市其实不是大问题，那个股市就跟中国90年代的股市一样，盘子小，你就是一夜之间把股市关了，其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再说一些其它想法：

1．  越南的事情，至少凭我有限的阅读和知识判断，是中了典型的“新兴市场咒语”。中国其实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相当另类的一个，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发生过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是有共性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一般是这样的：经济好，外资流入，房市股市和各种资产价格都大涨，投资大增然后经济暴热。然后，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情可以一夜之间完全反过来，外资骤然流出，资产价格大跌，投资剧减，这中间很可能还会伴随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然后经济陷入危机。这件事情就像新兴市场国家的麻疹一样，除了中国，每个国家都要出。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当英美和西欧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时候(这就要回到17世纪甚至更早)，他们也出过这样的“麻疹”。

2．  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事实证明，固定汇率这个东西是要靠资本管制来帮助维持的，你不可以既不希望汇率的大幅度变动，又不希望对资本进行管制。中国一直是坚持资本管制的，虽然这样的管制越来越难。但越南，从我的阅读看，他们是鱼和熊掌都想要：他们一方面想控制越南盾的汇率，这对越南非常倚重的出口企业很重要，另一方面他们又让外资进入他们的资本市场――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做。泰国等国做了，死得很难看。连IMF现在都改变观点，觉得资本管制可能是必要的了，越南似乎是在资本流动的问题上走得太快了一点。对越南，我支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对短期的资本管制。我觉得这几乎一定是他们会选择去做的。

3．  野心勃勃的政府是一个大问题。当被经济增长冲昏头脑的时候，政府会做很傻的事情。我相信中国出现过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正在越南重复。越南目前25％的通胀率在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过至少三次。越南现在也出现了中国80年代的抢购潮，新闻上都只说抢购黄金，但我估计是东西应该都在被抢购，不过这只是猜测。中国的教训告诉我们，你可以通过货币财政政策微调经济，但你是不能靠贷款和货币政策去拉动经济增长的。越南现在的真实贷款利率是负10％，你借一块钱，扣除通胀，你其实只用还9毛钱，这是在短期能促进投资没错，但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胀。

4．  越南需要他们的朱镕基。当我自己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走势，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1994年。那一年中国有各种可能性在经济上死得很难看，那时候也是超过20％的通胀，80年代的两次高通胀最后都以很难看的方式结束――不仅是经济上还有政治上的，但1994年似乎平静的出奇，也就是那一年中国老百姓开始知道“软着陆”这个词。我对1994年事情目前唯一的解释是，中国有个朱镕基。朱镕基把可能成为危机之年的1994年变成了改革之年，关心汇率的人知道1994年是中国汇率制度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中国实现了汇率并轨走向单一汇率；财政制度的重大变化也在1994年，那一年实现了分税制；关心银行改革的人应该知道，那一点中国成立政策性银行，开始剥离四大国有的政策性业务。这些改革都触动了无数人的既得利益，我其实是相信，如果没有朱镕基这样强势的领导人，这些改革恐怕是很难这么快就发生的。强势领导人是有很大缺点的，因为错也会错的很严重。但我相信在1994年，中国是需要朱镕基的。我也相信，现在的越南也需要他们的朱镕基――把一场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中。

还在继续学习越南的过程中，想法会随着学习改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

我发现自己去年9月写的短文“买办？卖国？”这几日在被用异常高的频率点击着，后来发现是因为这条新闻：

建设银行(0939)昨日发出公告表示，美国银行计划行使认购期权，于6月5日左右以每股2.42元的行权价格，从汇金公司购入建行60亿股的H股，增持建行H股至10.75%，涉资约145.2亿元。以建行昨日6.65元的收市价计，行使价较现价折让约64%，相当于美银将帐面获利253.8亿元。

我再说几句我想到的一些东西，不成体系。

1.      建行可能不可能就是卖亏了？完全可能。战略投资者入股建行的时候，价格是谈出来的，不是竞出来的。通常这样的入股也不存在太多的竞争，卖银行不是卖菜，有意向的买家其实并不多。一对一的谈判谈出来的价格是什么价格都有可能的――作为第一家上市的国有四大，建行在谈判中未必有太多的筹码。我相信中行和工行在谈判的时候就容易多了，他们可以跟对手讲：你也看到了，建行的情况，你的这个价钱我们接受不了。但是建行没有这样的筹码，而且国务院也许对建行的上市有一个时间表，这就让建行在谈判中更加处于弱势。因此，价钱被对方压得很低是有可能的。但价格没谈上去，和故意低价卖是完全两码事。就像你在秀水街买假货，价格没砍下来和故意败家完全是两码事一样。(有人也许会说，价格低为什么要卖？我稍后讨论此事)

2.      建行可能不可能没卖亏？完全可能。现在建行股票的价格，你去交易所一看就知道了。2005年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个硕大无比，曾经在在历史上累积过几千亿坏债，靠着利率管制才有点帐面利润的国有银行值多少钱？建行不是中移动或者中石油，建行在四大国有中也许情况是相对好的，但在历史上这不是一个能盈利的银行。建行的利润是这么算出来的，国家说，亏的算我的，我给你剥离，赚的算你的，这样才在上市前搞成了一个看上去盈利的银行。如果四大国有的坏债不剥离，四大国有全是技术上破产的(损失超过资本金)。你也许有远见，三年前就能看到今天建行能卖6.65。但美国银行进入建行的时候，显然是承担风险的。风险大的东西价格低，风险低的东西价格高，这无可厚非。你显然不能用事后的价格来判断事前的风险，不能说撞车了大家安然无恙，你就说撞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该不该卖国有银行？该不该引入战略投资者？我不想和什么人争论，这个东西已经不知道吵了多少年了。我只在这里说我的想法：我们的目标是把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真正的银行(不改造的后果是，几年就能给你弄出几千亿的坏债来，这比起美国银行帐面上赚的两百个亿，大一个量级都不止)――可以自己管理风险(说出来也许你都要诧异，国有银行真的不知道怎么科学的评估和管理自己风险。你如果稍微认识几个在总行里工作的人，你就知道我说的没错了。我有一个师兄曾在某行总行，做的就是风险评估和贷款审核，他吐沫横飞的给我形容这中间的过程，原始的让人觉得我们的银行还处于中世纪)，可以自负盈亏(这似乎是显然的，但是我已经说了，我们的银行在历史上是不会盈利的)，可以有竞争力，然后才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相信上市和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你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产权结构，你没有一个除了国有股东以外可以有发言权的其它股东，很多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当然，战略投资者未必必须是外国人，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可能对民间资本有歧视。但针对四大国有的情况，我相信即使所有人都允许成为战略投资者，最后能拿下的可能还是外资银行。因为只有银行才懂银行，才敢买也买得起。

总结一下，我觉得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上市的决定没错，建行可能卖便宜了，可能没有，但无论何种情形，这都和“买办”与“卖国”无关。

波士顿的各种名胜中，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肯尼迪总统图书馆，这个地方我前前后后去过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

我喜欢上这个图书馆，是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有个临时展室里展出的是一些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资料（这个展室几乎每次去展览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之后我去的时候就再也没看到过那些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资料，虽然图书馆里还是有好些永久性的关于导弹危机的展室）。其中有一个展品是一张信笺，上面被肯尼迪用铅笔写满了“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从这张普通的信笺上，你可以看出肯尼迪的焦虑，犹豫和面对的艰难抉择。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样的展品在中国大概是不会被展出的。中国的故事大概一定会是伟大领袖谈笑间乾坤独断，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中国的领袖是神，美国的领袖是人。

就是这个简单的细节，吸引我去了第二次，第三次。当然，每次去，我都会有新的发现。最近一次去，仔细看了当时的第一夫人杰奎琳的印度之行。我意外的发现，当时美国的驻印度大使就是不久前刚刚去世的哈佛经济系教授加尔布雷斯，这个细节让我饶有兴趣的把裱在墙上的那些当时加尔布雷斯发给白宫的绝密电报都读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些家常琐事，无非是第一夫人今天做了什么，当地的反应如何等等，看不出来这种事情为什么也要绝密。

当然，去了这么多次肯尼迪博物馆最大的感受还是，它给了我了解60年代美国的一个窗口－60年代的美国有点吓人，那时的美国内忧外患。其实看完肯尼迪图书馆，再去看《阿甘正传》会很有体会，阿甘就生活在那个年代。

外患，那是一个冷战的美国－60年代也许是冷战最热的年代，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越战。

内忧，那是一个阿甘老家的华莱士州长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说“（种族）现在隔离，（种族）明天隔离，（种族）永远隔离”的年代。它提醒我们的是，到那时为止，美国还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黑人和白人不能一起坐车，一起吃饭，一起上学。而肯尼迪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派军队护送两个黑人女孩去公立学校上学，而那位华莱士州长就堵在学校门口。

1960年，美国是那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总量第一，人均第二(那时的人均第一是瑞士)，那时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是目前中国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人均收入的3倍。再说一遍，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的人均收入就是现在中国人均收入的三倍，这还是按照购买力计算的，按照官方汇率计算，这个数字会变成8甚至是10。

Andrei Shleifer前几年写了一本书《一个正常国家：共产主义之后的俄国》。在一篇精华版的《外交事务》的文章里，他写道：

在1990和2003年，俄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大约是8000美元（注：中国是4000），这个水平大约和1991年的阿根廷或者1994年的墨西哥相当。在这个收入水平的国家，民主都是相当粗糙的，有些国家甚至完全没有民主。它们的政府都有腐败的问题，它们的媒体从来不是完全自由的。绝大多数这样的国家都有很大的收入分配不均，非常集中的公司所有权和动荡的宏观经济。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俄国都是一个正常的中等收入国家。所有这些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的缺点并不会妨碍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否则，西欧和美国就不可能离开它们的19世纪。

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意Andrei Shleifer的观察的。因为从我第一次到肯尼迪博物馆我就发现，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和今天的非常不一样，很多今天被人当作想当然的东西在半个世纪前全然不那么显然。这个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也被很多人当作最自由的国度，半个世纪之前其实还有种族隔离，你就大概可以理解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必然走向自由所需要的艰难过程。更不要说杰斐逊在写“不言自明，人是生而平等”的时候，根本没有把黑人当作人。

很多人看到美国的好处，就忘记了这中间的过程。用术语说，他们只看见了一个横截面，却没有看到整个时间序列。

请不要误读，这里不是在重复所谓的我们还很落后，教育水平还很低，所以我们不能搞民主，这是我不同意的。这里是在说，在评价我们的现状时，评价我们取得的进步(或者退步)的时候，当前的美国不是一个好的参考系，西欧也不是一个好的参考系。有哪位知识丰富的读者提个醒，在这个世界上(以及历史上)，和中国当前的收入水平相当或者略高的国家中，有哪些国家是做得比较好的，这样也许能给我们一个更加现实的目标和参考系。

林毅夫说经济上不能赶超，赶超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欲速则不达。不知道政治上有没有类似的理论？

在这个冬意最终被驱逐的夏日的午后，我和谷主决定去查尔斯河边享受一下阳光和河边的微风。午饭吃得很“浪漫”：谷主喝了一份名为“意大利婚礼”的西式肉丸子汤，我无肉不欢的继续啃我的香肠汉堡，顺便捞完了谷主汤里的肉丸子。对谷主而言，浪漫的要点是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对我而言浪漫的要点是饭里有肉，我们各得其所。

坐在河边懒洋洋的看了河里的野鸭，河边满是像我们一样懒洋洋享受着阳光的人们。还有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出汗：扛着哑铃走路，骑着轮子滑行，或者让狗追球然后自己追着狗。

我们终于在钟声想起的时候决定离开，我对谷主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谷主有点诧异，但她很快意识到，我是不会讲故事的，肯定又是说教，于是攒出了许多耐心，说：你讲吧。

我说你听见这个钟声了吧，你大概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但是这些发出声响的钟却是相当特别的。这些钟在兰顶Lowell House已经悬挂了78年了，今年是它们在哈佛，也是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毕业典礼之后，这17个总重25吨的钟就要被拆下来，运回俄国，悬挂在俄国的丹尼络夫(Danilov) 修道院，这一俄国东正教的最高机构所在地，它们原本来自那里。

这一套被称为丹尼络夫之钟的18个钟，有大有小，有老有新，最大的一个重量超过10吨，最小的一个才10公斤。最老的一个铸于1690年左右，而大部分都铸于19世纪。其中17个被悬挂在哈佛的本科生宿舍Lowell House，还有一个曾经悬挂在哈佛商学院，现在已经被送回俄国。

这些钟不是美国人抢来的，而是买来的。在斯大林时期，当俄国人在狂热的摧毁自己的文化的时候，美国人Charles Crane在1929年拯救性的买下了这一套钟，运回了美国，并在次年把这套钟捐赠给了哈佛。那时Lowell House正在建设中，于是哈佛修改了设计图纸，把这套钟悬挂在了Lowell House，直到今天。俄国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做事做得如此彻底，使得诺大的俄国境内在今天已经找不到一套像哈佛拥有的这套钟这么经典，正宗的钟了，如果没有Charles Crane，俄国的东正教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彻底被俄国人自己阉割了。

故事的结局是，丹尼络夫修道院承认钟是属于哈佛的，但希望哈佛能够归还。谈了几年，最后的协议是，丹尼络夫修道院送一套钟的复制品给哈佛，而哈佛则把原件送回俄国。近80年来，丹尼络夫之钟每年都会为毕业生们鸣起，而今年将是最后一次。

我每次想起丹尼络夫之钟，我就会想起北京的胡同里那些没了头的石人石马，想起皖南那孤零零的几座牌坊之后曾经是林立的牌坊群，想起巴比杨大佛灰飞烟灭的那一刹那。

暴政，是有共性的。

我花了几分钟研究了一下我最近才听说但似乎被很多人当作“经济学理论”的所谓“破窗理论”，我用的是很不专业的方式：Google+Wiki。不过事实证明，Google+Wiki比SSCI强大多了，这是后话。

用Google，我发现了最著名的经济学博客之一(如果只看点击，之一似乎都可以去掉，不过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博客。和经济学相关的博客里，Becker-Posner的博客是干货最多的博客，我觉得，虽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观点太右)“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也在新奥尔良的飓风之后讨论了“破窗理论”，但文章里用的不是破窗理论，而是“破窗谬误”(Broken Window Fallacy)，“边际革命”的观点和我是相似的。

然后我就用Wiki去找“破窗谬误”，果然有。我这里就照搬Wiki上说的：

破窗谬误是法国人Bastiat在他的文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中提出的，他用这个故事来说明那些看不见的成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Bastiat本人就把这当作一个谬误来说的，并不是一个理论。

故事本身很简单：如果一个小孩打破了商店的窗户，商店的老板就要去买玻璃，这样玻璃店的人就有活干了；玻璃店的人又需要买面包，这样面包店人就也有活干了；如此往复，打碎了一块玻璃似乎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打碎玻璃其实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Bastiat本人对这个故事所以是个谬误的解释非常简单：商店老板花了钱买玻璃，他的那些钱就不能花在别的东西上了，在这个故事上你只看到了商店老板把钱花在玻璃上，你却没有看到商店老板因此减少了别的支出。这也就是我在《自然灾害拉动经济？》一文里说机会成本的那一段。现代经济，因为货币，政府，赤字，转移支付，储蓄等等的存在，使得事情变得有点不那么清楚，很多事情变得不那么直接，比如说Bastiat的故事里就没有储蓄和投资的变动，因为整个故事只有一期，但机会成本这件事情的逻辑还是在那里的。

Bastiat写破窗谬误的时候，凯恩斯还没出生，我相信很多人觉得破窗是理论而不是谬误的原因是因为（误读）凯恩斯。我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说了很多了，没必要再多说了。

我写这些，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很有趣，这个破窗的东西明明是被人当作一个谬误提出来的，怎么到了一些人嘴里就成了“理论”了呢？你可以觉得Bastiat是错的，但你也不能篡改人家的原意啊？言之凿凿，好像这是一个什么经典的东西一样，然后满世界乱喷。这已经是个Web 2.0的时代了，我都会用Wiki了，再乱喷可就很危险了。

两年前，蒋亚平先生在哈佛访问的时候，在他家里每两个星期组织一次沙龙，来的是哈佛和MIT的一些学生和在这边访问的一些国内学者，偶尔还有国内暂时路过波士顿的一些访客，比如说林毅夫，樊纲等等。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宪法和宪政，民主和经济，土地问题，一到两个人事先要准备然后主讲，但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讨论，辩论或者争论。来的人主要是学经济，社会，法律和管理的，不算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哈佛MIT学生学者群体，但对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算是一个相对好的知识结构。民主和经济是我和一个法学院的人负责讲，其实是法学院的人为主，我为辅。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能比法学院出来的更能言善辩的了。

在那次关于民主和经济的讨论中，我和法学院的那位兄弟其实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我觉得民主好，但说民主好的理由中不应该有“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条，那位法学院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民主理所当然应该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理论的角度说，民主确实有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有了民主，政府就不可能随意践踏私人权利，就不太可能太腐败，就不太可能做太多和老百姓利益相违背的事情，政权可能就更稳定，这些从理论上都是应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也是那位法学院兄弟一直论证的，我完全同意。

但是，理论归理论，我几乎看遍了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总的结论是民主和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关系(我稍后说倒U曲线)。我记得自己四五年前第一见巴罗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就是民主以及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当时以为巴罗这个很右的人会觉得民主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他没有那样说，他说(大意)：我当然希望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韩国起飞的时候还是军政府独裁，台湾也是一样还在蒋经国治下，新加坡一直是个威权政府，中国你当然是知道的。我自己的研究是没有发现民主和经济增长有什么显著的关系。如果有，还是反过来的。越民主的国家增长越慢(在控制住其它因素之后)。我的解释是民主是个奢侈品，大家有钱了，才愿意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回民主。

巴罗其实还有一个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倒U曲线的版本－从完全不民主到有一点民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从有一点民主到很民主反而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个结果是他用来解释上面那个非常不好看的民主减缓经济增长的结果的，但这个倒U曲线即便在统计意义上都是很弱的。事实上，我已经说了，民主和经济增长其实根本没有很强的关系，这应该是学界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你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点，比如像Acemoglu等人那样看几个世纪，而不是像巴罗那样看50年或者60年，你也许可以论证只有民主政体才可以持续稳定的维持长期的增长。但至少我的阅读告诉我，如果你要看几个世纪的历史，政治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情，换句话说，是增长导致民主还是民主导致增长变得不那么容易厘清。还有一件不容易厘清的事情是民主只是制度的一部分。Acemoglu等人，事实上可以上溯到诺斯或者斯密，论证的“制度导致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并不是狭义的民主，他们更侧重的其实是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这些都未必和民主有直接的关系。民主当然是可以用来维持一个好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但不是必须的。威权国家可以一样保护产权和市场，大家最爱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我这一段本来是想说，事情如果反过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也就是经济增长是可以导致民主的――这(曾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但我在Acemoglu浩如烟海的最新文章中，发现了他很快就要在AER上发的一篇Income and Democracy，他的基本结论是：过去的实证研究说收入增长导致民主的结论都是错的，如果你控制住其它因素，这个关系其实是不存在的。我相信这篇文章又会引起学界的一片“腥风血雨”，最终谁能获胜我是没法看清。不过我本人是更倾向于相信经济增长，特别是私人财富的增长是会导致民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中国走向民主化很有信心。

总而言之，我认同民主，我认为民主化是中国应该走的而且必然将走向的。我事实上还是一个乐观派，我觉得二三十年就能见分晓（我碰到过很多激进派和很多悲观派，所以我觉得自己属于乐观派）。但是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民主观：民主好所以民主是有利于一切的，特别是利于经济的。民主自身足以支持其自己，不用再以经济的名义给民主化一个理由。

先做一个更正：经一个搜狐网友提醒，在《灾后重建拉动经济？》一文中，如果报废了一辆新车，又下单定了一辆新车，在国民账户里，GDP是只计生产新车，不计旧车报废的。用术语说，GDP里的投资是毛投资，不是净投资。我说的东西叫NDP，国内生产净值，考虑的是净投资而不是毛投资。所以前面说的情况，毛投资是一辆车，净投资是0。这并不影响我的分析和结论，所有这些都是会计游戏，经济的实际变动和你怎么统计它是没有关系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GDP和NDP的差别，可能有些误导。以后类似的错误一定还会发生，请发现了的人指出，多谢！

我想顺便感谢一下这个博客所有的读者，我意识到这个博客有一个相当高素质的读者群(我自己的观察是读者中三种人居多：海外留学生，国内在校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以及职业人士，也就是从刚刚毕业到40岁以下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能在上班时间上网的人)，虽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这是故意的。我几乎从来都只说一边倒的观点，我不喜欢写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东西，原因在“一方面另一方面”里说过)，不过我确实从留言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我经常也向谷主嘟囔，自己被误解了（比如说，我写地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两篇都是在驳斥一些认为灾害能拉动经济的言论的，所以我的口气是灾害不能拉动经济。结果有些人就不愿意了，说我没有说灾害很惨，损失很大。灾害很惨，损失很大用不着我来说，这是常识，我是在反驳那些以经济学或者凯恩斯或者破窗的名义其实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但我还是坚持几乎不回应留言。不回留言主要是因为没时间，且在我的地盘上辩论，我主场优势太明显，这不是公平的辩论，还有就是很多留言其实和我说的没有冲突(虽然看上去是有冲突的)。

下面是正文：

如果有坐美联航的飞机的人，可以试着把频道调到9，那个频道一般是转播飞行员和地面塔台的通话。据我所知，只有美联航是实时转播飞行员和地面通话的，虽然不是每一个航班都会转播，但十次基本上有八次是这么做的。每次飞越美加边界的时候，下面一般是标准的对话：

飞行员：联航885, 高度3万英尺，一些其它数据

水牛城塔台：联航885，保持高度，联系前方多伦多塔台，频率xxx

飞行员：Good Day

水牛城塔台: Good Day

飞行员：多伦多塔台，这是联航885

多伦多塔台：联航885，这里是多伦多

飞行员：联航885，高度12000米，一些其它数据

多伦多塔台：联航885，下一堆指令

飞行员：联航885，复诵一遍指令

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两个念头，每次都有。念头一：要是飞行员把英制和公制搞糊涂了怎么办？念头二：不会的，飞行员都是专业的，更何况就是飞行员错了，飞机和地面估计都能发现错误

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这两天在看关于火星探索的东西，一件事情让我觉得相当有意思：美国在1998年发射的火星探测器Mars Climate Orbiter在登陆火星的时候坠毁，后来追查原因，发现事情很简单――探测器的一部分是由洛克西德马丁公司负责制造，那里的程序员一不小心使用了英制单位，但NASA规定使用的是公制单位，这结果导致了对推力的读数实际读出的是磅，但是NASA却以为是牛顿，一磅大概相当于4.5牛顿。换句话说，在推力已经很大的时候，NASA的控制台还以为推力不足，于是探测器用诡异的姿势进入了诡异的轨道，然后就坠毁了。

这样一个错误大概不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发生，只能在美国。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美国还在坚持使用美式英制单位，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几乎都已经转向公制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不法定使用公制：美国，利比里亚和缅甸，这三个国家并列在一起相当有趣，利比里亚刚刚结束内战，缅甸还是被军政府控制，然后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英制的鼻祖英国，早就通过法律使用公制，虽然老百姓可能还习惯于使用旧的单位，但是使用公制在多数场合都是强制的(我没有去过英国，这是我看到的，有说错的可能性)，加拿大我知道已经相当公制了，只有在美国你是几乎完全看不到：公斤，摄氏度，千米，毫升这样的单位的，代之以的是：磅，华氏度，迈，盎司。更牛的是，这些单位和公制之间的换算是不很方便的：1 fl oz=29.57353ml, 1 mile=1.609347km, 华氏度＝1.8*摄氏度＋32。

其实从国际的角度看，美国坚持使用自己的度量体系是相当霸道的，大家都用公制，就美国用英制。你可以连缅甸和利比里亚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你几乎是躲不开美国的存在的。要是想跟美国打交道，东西就得按美国的尺寸标。美国人使用英制的成本，其实很大一部分都被外国人承担了。这件事情当然未必是一件大事，但是你要是看加入欧盟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使用公制，这件事情也未必是小事。

必须得指出的是，给定现状，强制美国换成公制未必就是对的，换度量似乎是件很耗时费力且花钱的事情。但是即便从全球福利的角度说，美国换成公制是利大于弊的，这件事情似乎也不会自动发生――这是一个卡尔多改进，而不是帕雷托改进。

当然，要是有秦始皇，事情就没那么复杂了。当我看到美国人因为公制和英制的换算把一个几亿美元的航天项目打了水漂，我就在想，美国是不是也需要一个秦始皇？还是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秦始皇？还是美国其实自己就是个不称职很自私的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