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晨起来看到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只授予了克鲁格曼一个人这条消息的时候，只能用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形容。

不要错误的理解我。克鲁格曼绝对应该得诺贝尔奖，没有克鲁格曼就没有贸易理论过去30年的发展――有时候也叫新贸易理论，真正走出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他的研究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

我震惊的是，诺奖委员会竟然让他一个人独自得奖。新贸易理论，不是克鲁格曼一个人的作品，他也许是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但也只是之一，他的普林斯顿同事格罗斯曼还有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在新贸易理论上的贡献，即便“不如”克鲁格曼重要，也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我猜这三个人一起得奖，已经猜了四五年了。(注：从时序上说，克鲁格曼应该是新贸易理论的开创者，但是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合作是新贸易理论的经典，格罗斯曼加入的晚一点，但是他和赫尔普曼关于贸易，分工，内生增长和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对是诺奖级的贡献)。

事实上是这样的。每当我跟人说起这三个人可能一起拿奖的时候，经常都会遭到反驳――反驳的原因通常是：克鲁格曼可能拿不到奖。反驳者说这话不是因为克鲁格曼的学术贡献不够，大家都知道克鲁格曼的贡献，哪个做贸易的人能绕开克鲁格曼的论文？问题是，克鲁格曼这些年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学者了，他现在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我几乎每篇都看，这么说吧，如果美国成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克鲁格曼绝对有资格当一个副盟主。他的专栏好看是因为他总是能很漂亮的论证他的观点，他的专栏不好看是因为他的观点几乎永远是：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正确的都是民主党，错误的都是共和党。他其实早就由贸易理论学家克鲁格曼，变成了一个其实相当激进的左翼政论家克鲁格曼。

当然，很多人也许会把这解释成：这就对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早该完蛋了，应该把奖授予一个左翼，支持更多的政府管制，政府调控和政府参与。从某种意义上，克鲁格曼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凯恩斯的信徒(很多相信新凯恩斯主义的人其实已经不读凯恩斯了，但克鲁格曼其实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凯恩斯信徒，他崇拜凯恩斯，他认为新凯恩斯只是在证明凯恩斯的正确)，他的政治观点在民主党中都属于偏左。但是从学术意义上，克鲁格曼又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贸易理论，在我看来，在更激进的意义上（因为规模报酬递增）强调开放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他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又称第一代危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政府愚蠢的假设。

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或许就是诺奖委员会需要的吧？

更新：曼昆在他的博客上说，语气比我轻很多：我对诺奖委员会没有把诺奖同时授予其它几位在相同方向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有些诧异。I am a bit surprised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did not award the prize jointly with some other economists who worked along similar 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