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个以前北大电子系的师妹从天而降，实在是意外得不能再意外。我们坐在经济系的地下室里聊了一会。这些天见了好几位当年电子系的故人，全都不做电子了。我前天晚上躺在床上，把北大电子系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我想起北大物理楼那些昏暗的走道，那些混暗的房间里闪烁着的电脑屏幕，示波器和冒着烟的烙铁和散落各处的芯片和元器件。这件事情的后遗症是，我昨天早上拿着一块前晚我睡觉前拆开的电路板，对着睡眼惺忪的谷主，跟她解释这个电路板为什么做得很差，说了一会，谷主提醒我说：你是不是该去办公室了？我猛然醒悟，把那块破电路一扔，跑到办公室里来用各种软件码各种字。

我前天下午对我师妹说什么来着，我说今年就等着看对冲基金一个接一个倒闭吧，结果昨天和今天《纽约时报》最大的新闻，不再是那个招妓辞职的州长，而是贝尔斯登估计是要残废了，前两天《金融时报》也报道，凯雷已经濒临倒闭。贝尔斯登和凯雷当然不完全是对冲基金，但是是他们底下那些干对冲基金业务的部门拖垮了整个机构。我同办公室的Dan一直喜闻乐道的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个朋友在摩根斯坦利工作，他朋友那个部门总共二三十个人，去年一年只亏了30亿美元，他的朋友很郁闷。我做上面的判断的原因相当简单：在这个流动性枯竭，股市走低的市场里，不管对冲基金公司有多么高超的投资组合，不管他们是不是涉足了次贷市场，给定对冲基金整体上的“高杠杆”(Highly Leveraged)，所有的那些赌涨的对冲基金今年可能都会很艰难，那些流动性差，杠杆率过高，风险分散不够的基金，极有可能大批倒闭。昨天谷主写了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让我们哀悼Bear Sterns。哥们，你曾经牛过。”的确，这不全是贝尔斯登的错，它只不过是那个比较不幸的而已。

昨天下午在那里答疑，我做助教的那门国际金融课下星期要考试了。有个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无比热爱的女生跑来问问题，后来我知道她是哈佛的这个名叫Harvard College Fed Challenge组织的主席，几个月前刚刚带领哈佛代表队在美联储举办的模拟公开市场委员会竞赛中得了冠军。那个比赛就是各个大学出一个代表队，然后假装他们是联储的主席们，然后在真的联储主席面前，分析经济形式，然后制定货币政策，最近的这次是哈佛的学生拿了冠军。

她问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包，问我觉得热钱会不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失守，问我次贷危机和大萧条有没有相似之处，问我美元贬值会不会给美国国内带来通货膨胀压力，问我汇率和经常项的关系－美元的汇率和美国的经常项，问了我为了避免资本流出美国，联储不是应该加息而不是应该降息。我对这里面的每一个问题都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我除了表达了人民币汇率可能已经失守了的看法外(顺便说一句，我不觉得这是坏事，事实上，我一直是一个升值乃至快速升值的支持者)，我只跟她说了一些很抽象的分析原则，比如说：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和如何用他们已经学习过的理论来分析这些问题：比如说汇率变动怎么影响经常项和经常项变动怎么影响汇率。我最后告诉她：如果在考试中问到这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需要自己做判断，然后对你自己的判断给出理论或者数据的支持。重点是，你必须给出一个前后一致，逻辑自恰的分析。在美国和学生互动的特点是，你不用假装自己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即使你有自己的答案，你也不必要给学生灌输任何答案。答案永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分析问题的方式和思维方法。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自己在上一门课，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因为一篇论文的一个细节在课上发生了争论，我们吵了几分钟，都很自然的把目光投向正在上课的教授（美国上课你是可以随时打断教授的，当然是有礼貌的），教授摆了摆手：别看我阿，你们继续，你们的讨论我已经听不懂了，我也不知道答案，你们继续讨论，讨论出来了告诉我你们的结论。我当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我在国内从来没有碰到任何一个教授在自己上的课上，承认自己不懂自己正在教的东西的，即便我相信任何一个上过大学的人肯定都碰到过那种知识早已过时已经不懂什么的教授。

对了，我跟师妹还说起了什么？我们说起了中国目前教育的狭隘性。我有一篇放在桌面上已经很久很久(至少8－9个月了)但是没有贴出来也没准备在未来贴出来的博客，题目就是：狭隘的教育。那篇博客会让很多人看得不舒服，我虽然不介意让一些人不舒服，但是还没想要让大多数人都不舒服，所以决定不贴出来。我的桌面上还有七八篇这样的关于不同问题博文，写好了但是没准备贴出来。皇帝的新装不只是一个寓言，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好了，胡扯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