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奉命去见一位挪威教授，我去的时候只知道两件事情：1.会谈时间不会很长，2.话题是关于中国。没去过北欧，不知道北欧是不是“金发碧眼”人种的比例很高，但进了那个完全是北欧人的办公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满眼都是金发的男女，让我还以为进了福克斯新闻。

最后，这个号称很短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话题确实完全是关于中国的，会谈时还有一个挪威中央银行的官员在座。整个会谈完全是问答，对方问，我回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咨询公司的，不需要假装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很多时候我的答案通常是：我不知道答案，我没法回答。

我觉得这个教授关心的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对我而言是，我的回答就不那么重要了。

话题一：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如果是低估的，为什么中国不愿意升值？注：最担心人民币汇率的人其实未必是美国人，而是欧洲人，人民币十几年以来对美元只有升值，没有贬值，而对欧洲货币就不是如此了。

话题二：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政策。这位教授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改革进程似乎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否有利于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话题三：国企分红。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国企分红制度究竟是怎么样的？财政部和国资委在这中间的关系如何？中国的国企是否应该分更多的红？

话题四：全球变暖。这位教授对中国在全球变暖一事上“主动，直接”的姿态感到有些惊讶，他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都不是如此，为什么在全球变暖一事上会有这样一种全新的姿态？很明显：我的答案是不知道。虽然，我给了一些私人的看法。

话题五：直接联系话题四，这位教授很好奇，邓小平的二十八字战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是否还在影响中国的外交思维。很明显：我的答案又是不知道。不过鉴于柏林墙就在20年前的最近被推倒，我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这28个字的背景。

话题六：和谐社会和收入分配。这位教授问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问题，大意是：和谐社会的概念如果真的深入人心，这对很多人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期望，特别是农村和低收入的人群，但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实现，会不会造成反面的影响？鉴于我读书的时候，跟一些哈佛社会学家Martin Whyte的学生走得比较近，我就引用了一些Martin Whyte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当然可能经过了我个人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