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几个星期前，我看到王小鲁先生关于中国有5万多亿灰色收入，9万多亿隐性收入的时候，我跟谷主探讨了一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国的GDP。

这涉及两个层面。

一是做加法：我觉得王先生的发现，有争议的地方应该只是没有被统计近来的收入的量具体有多大，而不是中国的入户调查低估居民的收入（统计局也承认这件事情）。当然，这里是从总量上讲，分配问题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在承认分配不平均的同时（这也是王先生着重突出的问题），说中国居民的总收入被低估这件事情，大概争议不会太大。如果居民收入被低估，那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呢？政府收入，怕是也低估了，不少政府机构都有自己的帐外帐，小金库，所以政府的收入恐怕要高于官方的统计。企业的收入，我估计，也被低估了。就是为了逃税，企业也有把收入往低里报的倾向，而且还有那么多未必能统计进来的夫妻老婆店之类的东西。如果家庭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都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性，那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几乎也就是GDP，那就更可能被低估了。

二是方法：王小鲁估算收入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利用恩格尔定律—收入越高的人群花在食品上的比例越低。王小鲁也没法直接问人家的收入（特别是灰色收入），但可以问人家一个月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是花在食品上的，由此来倒推。倒推出来，这些人的收入惊人。我在一年半以前GDP的水分一文里有类似的想法：如果只看中国对各种东西（能源，钢材，汽车，大宗商品等等）的消费，怎么看中国的GDP都要比官方公布的要大（王先生也质疑，要是中国家庭收入这么低，一年上千万辆车是怎么卖掉的，还有那些豪宅都是什么人买的）。换句话说：中国的GDP是低估了，而不是高估了。王先生的研究当然比我二十分钟写的博客要细致多了，只是思路是一样的。

很多人也许会问，你怎么这么迷恋GDP，却不去谈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我一样谈，比如最近写得这篇王二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还有两年前写的异质，说实话收入分配不均是我极度关心和担心的东西。

但关心总量，以及相应的人均水平，是有其自己的原因的。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在用中国的速度，让如此庞大的人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基本上的农业国走向一个工业国家，这使得中国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讲，几乎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哪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适用于中国。一些在几千万人头上成功的经验，一下放到中国十几亿人头上，也未必完全适用（比如说韩国和台湾的发展经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别的国家的经验是完全无用的。很多国家都经过和中国类似的发展阶段，走过很多弯路，中国是要借鉴经验，避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而所谓类似的发展阶段，事实证明最好的指标之一就是人均GDP。话说回来，甚至收入分配本身都可能和人均GDP相联系的，著名的库斯涅茨倒U曲线论述的就是这个。因此，人均GDP是一个最粗略也最基本的指标，让你知道一个国家大概处于什么位置，别人在同样水平的时候出现过什么问题，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有过什么样的经验。

我自己开始怀疑中国的GDP有问题，是因为我零零散散发现中国很多指标都很怪。刚开始，我一直把这当作是“中国特色”。后来看得多了，想得多了，越来越觉得可能是数据问题，而且其中一个可能性是GDP被低估，而不是被高估。打个比方吧，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发现一个人眼睛花了，牙齿掉了，你大概会猜测这个人应该是老年人。然后你发现这个人的年龄栏上填着26岁。你当然第一反应就会是这个人的年龄是不是填反了，是62不是26。虽然不是说26岁的人就不可能掉牙齿和眼睛花，但是任何负责任的医生大概都要首先弄清楚这个人的年龄再说。在这个意义上，弄清中国的经济年龄就十分必要，而人均GDP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

一句题外话：我发现王先生和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场争论中表现出的态度，是值得尊敬的，双方都值得尊敬。他们都是在严肃的讨论问题，我从双方给的论据中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双方都有一些既定的立场，也可以理解，不影响讨论的质量。媒体和网上的讨论有过度戏剧化，标题化这场辩论的倾向。

写于1个月前，发于将近1个月前的《瞭望东方》。不知什么原因，发表的版本进行了大量删减，附在后面，供比较。

刚刚过去的二季度，欧洲爆发了债务危机，美国经济的增速也开始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有减弱的趋势，这让全球以及中国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成为了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

欧洲和美国，都各自有硬伤，二次探底与否，纯属一个定义问题。这两个地方的中期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是一个不少人都会同意的看法，再次爆发危机，也是一件完全不能排除的事情。

中国的经济放缓，虽然不是独立事件，因为出口还是很受欧美市场的影响，但更主要还是中国自身的因素导致的。2009年前所未有的货币增长和庞大的财政支出，让中国避免了进入一场更深的经济疲软。全年9.1的增速，是年初时即便最乐观的分析师也没能看到的。进入2010年，货币政策开始转为正常，财政政策也没有增加力度，政府又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经济增速的回落，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是“主动调控导致的”。

在很大程度，这种变缓是必要的和健康的。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用信贷扩张支持的投资增长抵消了出口下滑对经济的拖累。如果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弱点在这场危机中已经显示的淋漓尽致，那在一年的时间里进行如此天量投资的后果，恐怕要好几年才能显现出来。几年后，等所有2009年上马的项目都完工了，我们大概才能知道2009年超前修了多少路和桥，上了多少几十年都收无法回收成本的项目，增加了多少已经过剩的产能，还有给银行系统增加了多少坏债。如果此时此刻不再遏制投资的火爆增长，造成的浪费只会更大。如果说在2009年，一些浪费是必要的，毕竟经济下滑过多后果会更严重，那在经济的复苏已经持续好几个季度之后，再继续这么做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从更深一层说，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成功，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经济太过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现实。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在欧美中期增长前景堪忧因此出口增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在2009年的高投资不可能无限制持续下去的条件下，变缓只能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只有变缓，才能提醒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绝不只能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件深刻影响中国在未来5－10年经济增长前景的事情。

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目的也不只是保增长，为了增长而保增长并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一直很好看了，但老百姓的感受却很不一样，原因也和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有关。一个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GDP再好看，但最后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出口供外国人消费，就是通过投资变成了钢精混凝土，这些都并不直接改善老百姓的福利。这么说吧，一个国家生产飞机大炮算GDP，生产面包黄油也算GDP。一个国家生产再多的飞机大炮，如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GDP即使高，老百姓的生活也并不好。因此，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来实现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和和对私人消费的拉动，不仅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手段，更是追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如果说此时不健康的事情，那就是看到经济增长变缓，重新放开信贷阀门，再次激发投资浪潮，用新一轮的投资让经济数字变得很好看。或者是想尽办法，使用显性和隐性的补贴扩大出口，通过国外的需求来吸收国内的产能。这样做也许能在短期把“二次探底”的忧虑打消，但这只是把中国经济往更加扭曲的状态里推，然后最终只是把必然要发生的结构调整推后几年。只是，推后几年并不会减少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所有那些对就业，社会稳定等等问题的担心，几年后还会在那里，可能只会变得更加严重。所谓等待合适时机的说法，只能说还是没有意识到经济转型的急迫性，只能说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如果这场危机不是最好的时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时机？

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许应该需要改变一点心态了：此时此刻，适度的变缓才是健康的。

发表版：

刚刚过去的二季度，欧洲爆发了债务危机，美国经济的增速也开始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有减弱的趋势。

欧洲和美国，各自均有硬伤，二次探底与否，纯属一个定义问题。这两个地方的中期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是一个不少人都会同意的看法，再次爆发危机，也是一件完全不能排除的事情。

2009年前所未有的货币增长和庞大的财政支出，让中国避免了进入一场更深的经济疲软。全年9.1%的增速，是年初时即便最乐观的分析师也没能预料到的。进入2010年，货币政策开始转为正常，财政政策也没有增加力度，政府又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经济增速的回落，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是“主动调控导致的”。

在很大程度，这种变缓是必要的，也是健康的。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用信贷扩张支持的投资增长抵消了出口下滑对经济的拖累。如果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弱点在这场危机中已经显示得淋漓尽致，那在一年的时间里进行如此天量投资的后果，恐怕要好几年才能显现出来。

如果说在2009年，一些浪费是必要的，毕竟经济下滑过多后果会更严重，那么在经济的复苏已经持续好几个季度之后，再继续这么做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从更深一层说，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成功，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经济太过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现实。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在欧美中期增长前景堪忧因此出口增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在2009年的高投资不可能无限制持续下去的条件下，变缓只能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只有变缓，才能提醒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绝不只能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件深刻影响中国在未来5~10年经济增长前景的事情。

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目的也不只是保增长。为了增长而保增长并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此，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来实现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和对私人消费的拉动，不仅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手段，更是追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如果说此时不健康的事情，那就是看到经济增长变缓，重新放开信贷阀门，再次激发投资浪潮，用新一轮的投资让经济数字变得很好看。或者是想尽办法，使用显性和隐性的补贴扩大出口，通过国外的需求来吸收国内的产能。这只是把中国经济往更加扭曲的状态里推，然后最终只是把必然要发生的结构调整推后几年。只是，推后几年并不会减少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所有那些对就业，社会稳定等等问题的担心，几年后还会在那里，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适度变缓是健康的。

我对于所有的谣言都十分反感，特别是在中国的谣言。在美国，因为有可以信赖的媒体，谣言可以很快就被杀死。当然，总有那些宁愿相信谣言也不愿意相信真相的人（比如说奥巴马不生在美国，奥巴马是穆斯林的谣言就十分有生命力）。

在中国，不是如此。谣言的生命力很长，因为中国还没有哪个媒体具有CNN或者《纽约时报》那样的权威性。官方媒体总有嫌疑是在为官方辩护，因此时常被质疑。而非官方媒体鱼龙混杂，公信力还在建立之中。这使得在中国制造谣言，成了一种很有杀伤力的东西。你想捧红或者抹黑一个人，随便造个遥，就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无限传播。

这几日，就有一个十分爆炸性的谣言，谣言中包含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大陆投资美国「两房（房利美及房地美）」债券，亏掉4,5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

我厌恶这个谣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是个谣言，而且这是一条侮辱人智力的谣言。造谣可以，但好歹也要有点专业精神，不可以满嘴胡说。

我想，造谣的人的灵感大概是这么来的。

造谣的人看到了中国持有45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没错，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09年6月底，持有4500多亿的两房债(见下图，这是公布的最后的存量数据，美国财政部公布存量数据一般滞后一年，因此今年的存量数据还不可得)。

造谣的人可能又看到了这条不算新的新闻：

美国道—琼斯新闻社7日报道，纽约和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将于8日开市前停止“房利美”普通股和优先股交易。纽交所8日同样将摘牌“房地美”股票。

“房利美”和“房地美”将分别以“FNMA”和“FMCC”的新代码登陆店头交易市场(OTC Bulletin Board)。店头交易市场主要交易非上市股票、债券等证券，交易人经协议和议价达成证券买卖。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上月要求“两房”退市，因纽交所称“房利美”股票价格已低于上市标准。纽交所规定，股票若在连续30个交易日内价格低于每股1美元，须摘牌退市。 作为“两房”监管机构，联邦住房金融局称自愿让“两房”股票退市，因为不确定补救方案是否能把股价拉回1美元上方，以及拉升股价是否符合政府和股东利益。

没错，两房的股票已经由高峰时期的60-70美元一股，变成了现在几毛钱一股，几乎一文不值（见下图）。事实上，自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之后，它们的股票就基本上一文不值了。

然后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可不是人民银行损失4500亿外汇储备。

可问题是，两房债不是两房股票。两房股票可以一文不值，可两房债券因为有政府担保，非但没有贬值，而且在低息的状态下，最近两年，两房债的价格一路飙升（见下图）。人民银行持有的两房债非但没有变得一文不值，在过去两年，应该还有着相当可观的回报率。

造谣的人也许会说，中国也持有两房的股票。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持有两房的股票，外管局说没有。我只知道两房在股价最高的时候，加在一起的市值也不到1500亿美元。就算两房全是中国人民银行所有，人民银行损失到头了，撑死也就是1500亿美元。当然，根据我的阅读，就算人民银行有两房的股票，估计连个小股东都算不上（要不然早就被美国人喊狼来了）。

注：房地美的股价和债券价格和房地美类似，因此没有另外做图。股价和债券价格的时间均为2006年1月3日至2010年9月1日。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数据来源于美国财政部，股价和债券价格来自于Bloomberg.

回顾一下我前两篇写了什么。

看图说房价（1）贴了一副我看到瑞银做的图，就是下面这副。里面比较了一些国家的房价收入比，这里的房价就是房价，收入都是用人均GDP衡量。这本身值得商量，但并没有不合理。很多国家，GDP是相对容易衡量的，家庭收入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有各种动机虚报自己的收入，比如说逃税。为了具有跨国可比性，用人均GDP是一个相对自然的选择。然后，很正常的，有人置疑，不相信中国的数。估计是觉得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不可能那么低。虽然，从这幅图里，我个人一点都看不出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低。我怎么觉得这幅图里，中国的比例似乎很高才对，只是印度更离谱就是（印度要是房价合理，孟买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庞大的贫民窟了。住在贫民窟里的可不都是贫民。北大的姚洋教授就曾写过：那么还有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房子的空置，孟买有40万套这种住房是空着的，但同时孟买1400万人口里头，有60％是住在贫民窟里头的，没有房子住，他只能搭一个小窝棚。我们当然印象中，我一开始的印象也是，贫民窟都是住的是穷人，但是不是这样的，孟买的贫民窟里头只有2％的人是低于印度的这个贫困标准的，多数人，他实际上是有一定收入的，甚至有一部分人，他们是白领阶层，他们是在南端的写字楼里头工作，他只不过是找不到房子，所以他被迫住在贫民窟里头）。

所以就有了看图说房价（2）。我沿用了瑞银对房价收入比的定义，也就是房价比上人均GDP，否则算出来的数就和其它国家的数不可比。我用的是比瑞银细得多的城市数据，这样避免了把北京和西宁混在一起平均的问题。但基本的结果是，瑞银计算的中国全国的数据没有显得特别不合理。你要是觉得房价数据低估了，你把所有的比例乘以1.5或者２就行了。即便那样，瑞银的估算也没有特别的不合理。我个人没有觉得这些房价数据把实际房价低估了一半，北京还没有贵到均价５万一平米。南京就是翻倍到均价１万３一平米，房价／人均GDP大概是２０。到此为止，所有的事情定义都很清楚，全部都是房价比人均GDP。中国的是，香港的是，美国的是，各个城市的也是。因此，这些东西是可比的，也就是苹果比苹果。然后，很正常的，又有人置疑，可能觉得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不可能那么低。这次的理由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不是一码事，人均收入会比人均GDP低。

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家庭的收入只是全部GDP或者更精确的说GNI（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GDP和GNI的差别一般很小，2009年中国的GDP和GNI相差不到1%)。因此，家庭的人均收入会低于人均GDP。可问题是，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人均GDP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所有地方都存在这个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政府和企业，政府要收税，企业也有自己的收入，不会所有的收入都流向家庭。如果一定要用家庭的人均收入来作为分子，那作为比较的其他地方的数据也应该用类似的人均收入作为分子，这样才有可比性。不能拿橘子和苹果比。

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就决定苹果比苹果的再比一次。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整理数据，这里只是比中国大陆和香港。更广义的说，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比，并不显得特别低。我个人花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理研究过这些数据，看了三四十个国家，得到了这个结论。财科所的贾康也有类似的结论（他看的只是劳动报酬，我还看了其它的收入，比如说利息红利和转移支付）：

按国际口径统计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并不低 

鉴于国内统计口径与国际统计口径之间的差异,财科所的研究比较中,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采用国际口径的收入法统计数据进行计算。比较对象选择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以及“金砖四国”的另3个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　　 

从国际口径统计结果看,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基本走势和国内口径统计一致,但差距缩小。1992年到2005年,除了2003年、2004年低于50%,其他年份劳动报酬占比均在50%以上。 

具体来看,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劳动报酬占比均在40％或以下,发达国家除澳大利亚接近50％,其余国家均在50％以上,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为50.58％,处中上水平。 

如果我还有贾康他们看到的东西是反映实际情况的，那换一个分子（从人均GDP换成人均收入），并不会改变中国的相对位置。

提醒一下，根据瑞银的数据，房价/人均GDP，中国大陆和香港接近，香港略高。下面我要比的是房价/人均收入。香港的人均收入我使用的是入户调查公布的家庭2009年底的中位月收入（含奖金）/平均家庭人口数×12估算出人均的年收入（不是我故意使用中位收入，因为我只有中位收入。中位收入应该会低于平均收入）。香港的房价我使用的港岛，九龙和新界三地C型住房（70－99.9平米）2009年底的均价。中国的人均收入我使用的是统计局公布的各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价就是发改委公布的房价（如果用统计局的房价，中国房价低的离谱）。为了保证可比性，两个数据均为2009年年底数，因此这里的房价数和看图说房价（2）里略有不同。房价收入比还是100平米住房的总价除以人均收入。

下面这张表里的单位是，房价为元/平米（港元/平米），人均收入为元/人（港元/人）。这里不是要说大陆如果比香港低，大陆的房价就合理（香港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的房价离谱高的城市）。这里只是拿苹果和苹果比，如果都拿家庭的人均收入做分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会上升，别的地方房价收入比也会上升。香港是举世公认清廉的地方，税也低，我计算的人均收入是7万多港币（应该略为低估了实际的人均收入，因此我使用的是中位收入），而人均GDP是23万港币，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多。

 

今天看到瑞银的一份报告上做了一个有趣的图，是关于各国（或地区）的房价收入比的。具体的数据都是瑞银做的，分子是瑞银收集的各国（或地区）房价（100-120平米的住房），分母是各国（或地区）的人均GDP。这里只是把图贴出来，这么做合理不合理是另外一件事情（瑞银认为不合理，理由是这些数据高估了房价收入比，原因和我在房价的对话提到的一个原因十分相近）。

我在图里圈出四个地方美国（房价收入比为5），香港（房价收入比略高于20），中国（房价收入略低于20）和印度（房价收入略高于40）。

 

 

1. 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一天一起边吃午饭边聊天。同事不是一个中国人，但很多年了，他的工作都是和中国相关的。他跟我抱怨一件事情：他最近要和一些对中国很不了解的人合作，所以很苦恼。他觉得这些人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浪费时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但他又是少数派，完全不可能说服那些人。我的回应是：那别费劲了。

 

2. 我想，虽然我自己没有这么觉得，一些中国人大概会觉得，我的这位同事，一个中国字不识，对中国的知识几乎全部靠看英文的东西当然还有数据，大概没有太多的资格去嘲笑别人不懂中国，这也许有五十步笑笑百步的嫌疑。我没这么觉得是因为，这些年来，我还是碰到过好些个一个中文都不识，但对中国的知识很深的人。

 

3. 我猜测，有人大概会觉得，我认为别人对中国的知识很丰富这件事情也很不靠谱，因为我也在美国呆着，也属于不懂中国的一群。好吧，我承认这一点，没什么好不懂装懂的--懂中文和懂中国是两件事情，是中国人和懂中国也是两件事情。尽管我还想加一句，住在中国和懂中国也是两件事情。

 

4. 这让我想起在某国出差的时候发生的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到了这个国家之后，这个国家的一个部长出面宴请。我们一行三个人，其中就我一个男的。我的同事就跟我说，待会你坐在部长边上，你们男的喝酒说话，比较放松一点。部长先跟我简单的寒暄了一下。知道我是中国人，他说他去过中国，还坐过中国的高速火车，印象很深刻。后来酒就上来了，是当地产的威士忌，倒了酒之后，部长就示意我喝。我就说：部长先生，你好像没有酒啊。部长说他身体不行了，不能喝酒。我就问：那你喝的是什么？他说是绿茶，对了，是你们中国的绿茶。然后部长说了一段很让我吃惊的话：我们国家是没人喝中国绿茶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个说法，中国的绿茶里都下了药，男的喝了以后生不下孩子，你们中国不是搞计划生育嘛。我笑着回应道：我猜你肯定是不相信这个的。部长说：当然。我又说：要是真是如此，中国也不用费劲搞计划生育。部长说：没错。

 

5. 中国不容易理解。但，别人是我们的镜子。当我们抱怨别人多不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就真的了解别人吗？嘲笑是双向的。我们嘲笑别人不懂中国的时候，别人怕是也在嘲笑我们不懂他们。开放更是双向的。向别人开放，同时用开放的心态接受理解别人。

 

6. 写在中国经济“正式”超越日本之际。我们要做一个开放，宽容的大国。我们要从虚心了解自己，虚心了解别人做起。

昨晚到家，谷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奔驰车7月份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多少吗？我报了一个有点夸张但不算太离谱的数字：70％？谷主说：不对，205％。

我很好奇奔驰在中国的销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井喷，搜寻了一番，没有找到答案（有知道答案的麻烦告诉一声）。

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是基数比较小，比如说去年卖了1辆，今年卖了3辆，看起来增长了200％，但是绝对增加的量并不多。所以我就花时间找了一些销量的数据。数据本身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我的猜测，但数据背后还是有点有意思的东西。

根据奔驰自己的报告，奔驰7月在全球卖了97700辆车，比去年增长了17％，在中国（包含香港）卖了14600辆，比去年增长了205％。

从绝对数量说，奔驰7月比去年同期多卖了12200辆车，而在中国（包含香港）比去年同期多卖了9800辆车。

如果我硬要说这个数据支持我的猜测也行，毕竟14600辆在中国高达100多万辆的月汽车销量中占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有1％购车的人由购买别的车转到购买奔驰，奔驰的销量就能以三位数的速度增长。只是，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我的猜测也极有可能是错的。

我这里想说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总量和增量的问题，奔驰车在中国的销售其实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地位的一个缩影。

从总量上说，7月中国的销售占奔驰的总销售量的比重是15％，已经不小，但还不是奔驰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其实大约也是15％左右，已经不小，但还不是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从增量上说，7月在中国销售的增量占奔驰全部销售的增量的比重要达到80％，也就是奔驰80％的增长是来自于中国的。中国经济对世界增长的增量贡献不至于有80％那么高，但在这两年40％至少还是有的。

所以中国市场之于奔驰，很像是中国经济之于世界。说GDP有点抽象，说卖车不那么抽象而已。

俄国总理普京宣布，从这周四开始到年底，俄国禁止出口任何麦子。原因很简单：俄国今年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干旱和高温，麦子预计歉收会很严重。为了保证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普京因此决定禁止出口麦子。

 

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这样做无可厚非，本国的麦子当然先供本国的老百姓吃，这一点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保证自己的麦子供自己老百姓吃的方法有不少，俄国采取的则是政府请客，别人出钱的方式。

 

想要让粮食不出口其实不复杂，至少不比禁止出口更复杂，只要俄国政府出稍微比出口价格高一点的价格来收购粮食，谁还愿意把麦子卖给外国人阿？这样收上来了粮食，如果政府觉得价格太高，直接卖给老百姓受不了，那可以给老百姓提供一点补贴。这样做既保证了粮食在国内的供应，也解决了老百姓的承受问题，问题就是政府得出一点钱就是了。

 

可惜的是，俄国政府好像没想出这个钱，但是又想做好人，结果来一个禁止出口。禁止出口对吃粮食的人当然是没坏处的，但对种粮食的人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他们本来粮食就歉收了，原来可以通过上升的价格补偿一点损失，但是这一不准出口，就会人为使得俄国国内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而受的损失最终都由种粮的人承担。所以话说白了，俄国的这个政策，就是在粮食歉收的情况下，让种粮的补贴吃粮的。

 

一声令下，一部分人的权利就被伤害了。

昨晚已经挺晚了，我和谷主很热烈的开始讨论一些经济的问题。我们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房价应该不应该记入CPI。

 

我这里不想讨论房价应该不应该记入CPI，这个问题实在争议挺大，而且讨论起起来很多人都容易有很强的情绪，不能心平气和，我想说一个有关的但是不同的问题：

 

假设我们把房价记入了CPI，给定在过去这些年房价的上涨是很快的，给定住房消费在支出中的比例是很大的，那意味着我们的CPI的通胀会比目前使用的CPI的通胀率高很多。

 

CPI的通胀率当然不等同于GDP平减指数，但是为了论述方便，就假设两者等同。CPI的通胀率如果更高，那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经济的通胀率（用平减指数衡量）更高。如果我们名义的GDP衡量的是准确的，那意味着我们的真实增长率就要比实际公布的要低。也就是说，我们衡量的名义GDP增长中，其实很多是价格变动，特别是房价上升导致的，而不是真的增长了.

 

我知道上面这个逻辑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挺认可：中国经济根本没怎么长，长都长在房价和房地产上了，看起来一片繁荣，其实没那么好。

 

当然，前面说的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

 

CPI的通胀率当然不等同于GDP平减指数，但是为了论述方便，就假设两者等同。CPI的通胀率如果更高，那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经济的通胀率（用平减指数衡量）更高。如果我们衡量的真实增长是准确的，那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长率就要比实际公布的要高。也就是说，我们的名义GDP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比实际的要低。名义GDP当然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我们说收入，财富都是名义的，跨国比较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用名义的（比如说，用官方汇率换算的中国GDP就会比现在的高，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如果用官方汇率衡量，也会比现在显示的要小）。

 

我知道这个逻辑可能会有不少人不喜欢。还GDP，还说GDP被低估，少骗人了。

 

但抛开情绪性的东西不说，哪个逻辑更可能是对的？一个回答当然是都不对，因为房价不应该被记入CPI。

 

那假设房价应该记入CPI的话，哪个逻辑更可能是对的？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是对的，也就是中国的增速被高估，中国的总量被低估。

 

为什么如此说？因为逻辑一和逻辑二本身正确的可能性，在我看来，都不大。你可以觉得中国GDP都是价格弄上去的，不是量弄上去的。但是这没法和生产的数据对起来，钢，汽车，水泥，电，你就列吧，这些东西的产出都在高速增长，说中国的真实增长率被大幅高估，有点勉强，除非有一些东西的生产你没有足够的衡量在GDP里，而那些没有被足够衡量进来部分的真实增长率并不高—这里面可以包括对房地产对GDP的真实贡献，房子当然也“生产”产品，那就是“住房“这种服务。房子也许最后只是价格上去了，量的变动并不大，因此没有什么真实增长。如果GDP衡量的更准确，那中国的增长率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因为有些地方长的很快，有些地方，比如说像房地产，真实的增长并不快，只是价格在升高而已。

 

但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存在一部分经济没有被足够衡量，那自然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总量要比我们现在统计的要大。前面说的那种情况就意味着，我们对于住房这种服务的生产（这是生产法，如果是支出法，那就是住房这种服务的消费）统计的不足，从而使得我们的经济总量被低估了。

 

如果真的要把房价纳入CPI，我们的GDP数据和增长数据恐怕都得进行重大修正，这是我的一点结论。

 

 

 

 

 

 

 

 

 

看到周其仁教授写的已经连载到第12篇的汇率与货币评论，在第12篇的结尾处，周教授写道：

 

以上记述的，不过都是入门的常识。我不明白固定汇率论者的地方，是他们至今热忱推荐的救世方案——用固定汇率把各国或各货币区的货币与美元结成牢不可破的整体——究竟指的是什么时代的美元？是古典金本位制下的美元，还是1945年后“承诺以黄金平价兑付”的美元，抑或是布雷顿体系完全崩盘、以可遇不可求的负责任的央行行长为 “锚”的美元？我也不明白，不少专家和意见领袖在回应日本、美国政客“要人民币升值压力”时，为什么会把“人民币对美元绝不升值”作为人民币的最佳出路？让人民币死挂美元，不正是要人民币死死地以美元为锚吗？当今美元自己尚无可靠之锚，怎么有资格充当人民币之锚呢？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人们真的找不到更合乎经济逻辑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总比别人更热爱中国的伟大情怀吗？

 

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让我几乎控制不住笑出声来。

 

我笑完之后，想了点更严肃的问题：我不敢苟同周教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今的美元是无可靠之锚的货币。

 

我明白很多人喜欢金本位的原因，无论是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周教授所说的古典金本位），还是保证币值和金价的直接挂钩（周教授所说的战后到1973年之前的金本位）。直接用金子作为货币，滥发货币的难度很大，尽管政府也会想方设法的滥发货币，比如说减少金币里黄金的含量。进入纸币时代的金本位，也就是币值和金价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滥发货币的冲动，尽管这也没有阻止美国多发货币，最终导致了金本位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灭。

 

但即便是一个运作良好的金本位体系，也就是政府完全不滥发货币，忠实于金本位，也是充满缺陷的。不说太理论性的东西，就拿最近的金融危机来举例吧。金融危机时，由于避险冲动，导致了金价上扬，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金本位的体系下，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紧缩货币（在使用金子做货币的情况下，市场上流通的金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少，也一样是货币紧缩的效果）。在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时，还要紧缩货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至于金本位是怎么把大萧条传递到全世界的，弗里德曼早已有过经典的描述，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了。

 

金本位的最根本缺陷是，把货币非常狭隘的和一种重金属的价格挂钩。这种重金属，也就是黄金，即使再特殊，也只是一种重金属而已。它的价格走势，它的供应量，它的需求，很可能已经和整个经济其他方面的表现并不一致。把货币和这样一个东西挂钩，很难说是合适的，我前面举的例子就是一种情形。

 

如果把币值钉住一种单一重金属的价格不合适，那是不是把币值钉住一篮子商品就更合适呢？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自新西兰起，目前越来越流行的通货膨胀钉住试图实现的。通货膨胀钉住的通胀率一般都不是0，因此，并不严格等同于维持币值和一篮子商品的比值不变，原因我稍后再说。但通货膨胀钉住的货币政策是有锚的，这个锚就是一篮子商品价格的变动率。金本位，其实可以看作通货膨胀钉住的一个特例――那个篮子里只有一种东西，金子，然后钉住的通胀率为0。

 

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法定的通货膨胀钉住，不像新西兰那样，要是通胀没有钉住，央行行长得自动下班，或者英国那样，央行行长必须写信给财长解释。但美国实际的货币政策，很多人相信，其实十分接近于通货膨胀钉住，泰勒法则就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描述联储政策的行为方程。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人，大概大多数会同意，自Paul Volker以来，也就是30年来，美元的锚，至少在正常时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通胀（或者通胀预期）。你可以认为单单的以通胀为锚并不合理，因为这里面没有考虑进资产价格，但说美元无可靠之锚，此话有点重了。

 

最后想说，为什么通胀钉住不钉住0通胀，而一般是钉住2％的通胀。不同的人可能喜欢不同的理由，我觉得以下两个理由最能说服我：

 

1．钉住0通胀的坏处是，货币政策稍有不甚，就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而通缩在多数情形下，是有害的，甚至比通胀更有害。另一个角度是，0通胀情况下，均衡利率也更低，离0利率的下限也更近，货币政策进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也更大。

 

2．发达国家的消费价格指数，有高估通胀的倾向，原因是因为这些价格指数无法完全反应产品质量的提高。一个东西更贵了，可以是因为涨价了，也可以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变好了。电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今天一万块钱的电脑和一年前一万块的电脑，配置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些在价格指数上体现不出来。2％的通胀率，如果考虑进质量的提高，基本上就是相当于0通胀。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美元是有锚的，人民币钉在美元这个锚上也是十分有问题的。中美的经济周期已经不很同步了，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如果人民币挂在美元这个锚上，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只能是帮倒忙的时候多。

我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跟人解释用汇率换算的东西。

 

通常的例子是,我会说：中国的GDP是34万亿人民币，用官方汇率计算，折合5万亿美元，用PPP衡量，则在8万-9万亿美元左右。

 

通常的反应会是：你们做经济的真会玩数字游戏，要是人民银行今天晚上发飙把人民币升值到和美元1：1了，照你的说法中国的经济一夜之间就比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还要大，这不是扯淡吗？

 

我通常在这种时候会想一下，究竟是口干舌燥跟人说明白整件事情，还是干脆让人嘲笑一下就算了。我越来越多地选择被嘲笑一下就算了。

 

今天看到大字新闻：中国外汇储备15个月来首现月度负增长，让我吓了一跳。中国2季度，对外贸易顺差有400多亿美元，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至少有200亿美元（6月数据尚不可得），如果通过合法渠道进来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下降的趋势，那通过非法渠道进来的热钱也很难会有大幅流出的可能。中国所有这些外储的来源都是正数，怎么可能出现外汇储备下降的可能？

 

直接到我脑里的想法是：也许因为是美元升值了。因为外管局不公布外汇储备的构成，更不公布如何对现有的储备进行估值(比如说持有到期的产品和处于交易中的产品其估值方式可能是不同的，这些细节我都不知道，大概也没有外管局之外的人知道)，这些也只能是猜测。

 

中国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都是用美元做单位的。如果美元相对于欧元升值，那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折合成美元就会缩水，那就会造成外汇储备，在用美元衡量时，变少。2季度，欧元被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债务问题拖累的跌到了谷底，给定中国应该持有数量不菲的欧元资产，中国的外汇储备，用美元衡量，很自然的会减少。尽管在物理上，中国可能还是继续在增持外汇资产，因为前面说了，贸易，投资和热钱，恐怕都是正的。

 

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负增长，很可能完全只是一个会计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什么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用欧元作为计量单位，那我们看到将会是2季度的外汇储备出现暴涨而不是负增长（从3月末的约18000亿欧元上升到6月末的约19600亿欧元，增长1600亿欧元）。

 

有一些国家，在公布外汇储备余额的时候，也会公布多少是因为增减持外汇储备造成的，有多少是因为估值变化导致的，这样就会把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是否在增持/减持外汇储备和市场价格的波动区分开。当然，我能理解为什么外管局不想公布这些信息。

 

但如果不公布这些信息，选择用美元作为计量单位就显得格外不够科学――美元越贬值，反倒会显得我们的外汇储备越多，美元越升值，反倒会显得我们的外汇储备越少，这和我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毕竟我们外汇储备中的大头还是美元。

 

有两个替代方案。一个可能更合理，但是却不太具有可行性的是根据一篮子货币来计量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一篮子货币的选择和权重可以根据双边的贸易量。另一个不算最合理，但是更容易操作的是干脆用IMF的特别提款权来作为计量单位，特别提款权本身是钉住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用特别提款权计量，等于相当于用一篮子货币计量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权重未必对应中国的实际。用特别提款权还有一个好处：这和人民银行近年来一直倡导的主张储备货币多元化（或者去美元化）具有一致性。

 

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究竟有没有负增长？答案是取决于你怎么衡量（有点相对论的味道），而用一篮子货币（特别提款权是一个特例）来衡量，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合理的方式。

原文写于十几天前，发于上周的《瞭望东方》

 

人民银行在20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开幕之前一周，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罕见地同时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声明。很明显，这个声明的听众不只是中国人。

 

声明发表后，白宫，美国财政部，欧盟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一个夏日周末的几个小时之内发生，如此的反应速度让人不得不怀疑，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动在一些国家大概是被列为“最优先”的事项。我可以想象，那些值班的官员们如何仓促地通知他们的上司，酝酿相关的声明语言，经过几层审核后，抢在第一时间公布。

 

我相信很多人会质疑人民银行这样做是不是在20国集团峰会之前向西方国家让步，不少人甚至担心，人民币一旦升值会不会对中国自身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这些质疑和担心都是正常的，尽管20国集团里对人民币汇率有意见的不止是西方国家，金砖四国里的印度和巴西也至少都明确表达过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满；尽管大部分严肃关注人民币汇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最终对中国是有利的，只是在什么时点走向更灵活的汇率，如何走向更灵活的汇率是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人民币的汇率频频成为国际峰会的一个焦点有时候的确难以理解。美国的银行贷款给那些根本还不起钱的家庭，资助其在沙漠中买房子，然后再打包证券化，加上一个不靠谱的评级，最后卖给投资者，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些东西和人民币汇率没什么必然联系；欧洲一些国家，把自己孙子的债都借了，入不敷出，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些东西和人民币汇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中国的经常项顺差已经从2007年的高点减下来一半了，可是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际抱怨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这就让你不得不意识到：焦点未必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谁在主导议程，取决于有多少国家支持这个议程。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很不幸，就属于那种被主要西方国家主导，且有很多国家支持的一个议程。当其他更重要的问题很难形成共识的时候，比如说如何改革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人民币汇率这样比较有“共识”的问题就很自然成为了焦点。

 

我们当然可以抱怨国际社会不“公正”，但是我们同样该记住，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很边缘化的国家了，我们已有足够的筹码，足够的实力，我们已经是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在国际场合充分树立自己的议程，只是被动地应对别人提出的议程，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是中国常常在国际场合处于需要为自己辩护位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树立中国的国际议程，意味着中国需要全面审视自己新的国际地位，重新评估既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一个只为中国自身利益服务，只针对中国国情的议程，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一个只有斗争，没有妥协的议程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一个缺乏基本的理论和道义基础的议程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一个缺乏内在一致性的议程也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议程的。

 

这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恰恰是对崛起中国的一个基本测试：如果我们不喜欢现状，如果我们已经有能力改变现状，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改变，而不是抱怨和抵触。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合理的，充分论证的，能够得到很多国家同情和支持的议程，我们对现有议程的不同意见就会被当作是不合作，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挤到墙角，尴尬应对。

 

人民银行的周末声明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无论是在具体内容上，还是时机的选择上。这个声明，将有效地避免20国峰会上可能出现的对中国不利的局面，并且仍然充分保持了人民银行在汇率问题上的自主性。只是，人民银行还需要在这个时点做这件事情，是值得反思的，谁让我们没有自己的议程呢？

昨晚和谷主开车去家旁边的一家面馆吃面，到了停车场，发现停车场里听了一长串车在那里等车位。我和谷主来这家店来过几次，从来没有碰到过没有车位的情况，觉得很是奇怪。我异常的后悔，应该走路过来就好了。在十几分钟之后，我们终于等到了车位。下了车才发现一家汉堡包店门口排着长队，我刚想很不厚道的嘲笑一下美国人对牛肉肉夹馍的迷恋，这才发现，原来这就是Ray’s Hell Burger (雷氏地狱汉堡)。几天前，奥巴马就在这家汉堡店招待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吃的汉堡包，在这之前，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也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午饭。一个汉堡店，总统来一次不算什么，连续来两次，怕是有点意思。我和谷主怕排队，还是决定去吃面。 

今天中午，我和谷主约了一位纽约州立大学的老师一起吃午饭。我问那位老师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对方说没什么想法，听我的。我灵机一动，就说：带你去奥巴马去过的那家汉堡店吃汉堡吧，我昨天不小心发现的。对方没有意见。 

后来，我们就排队了，那个店的门脸很小，里面就是十来张能做2-4个人不等的桌子。站着排队的人，比坐着吃饭的人还多。然后，就轮到我点汉堡了。那里基本只有汉堡，你要告诉点餐的就是想要什么肉，做几成熟，加什么奶酪和其他辅料，要不要薯条洋葱圈之类的辅菜。我问点餐的人记不记得奥巴马前两天来的时候吃的是什么，我照例来三份。那个人很令人失望的说不知道，不过他说：我记得奥巴马第一次来的时候点的是什么。我说也好，就照那个来三份，另外给谷主要了一小杯草莓奶昔，我和那位老师一人拿了一瓶可乐。全部算下来，加上小费，40美元。那个店，还有点意思，只收现金，不收信用卡。 

后来穿着上书Go to Hell (去地狱吧)黄色T恤的服务生送来了汉堡。汉堡很简单，除去外面的面包，里面一点生菜，一片西红柿，一个很大的牛肉饼（比麦当劳的巨无霸里面的两个牛肉饼加在一起还多），上面是切达奶酪。因为里面的牛肉饼太大，而我们的嘴都不足够大，最后我们三个人都是用刀叉吃完的汉堡包。 

40美元，20分钟，吃完了美国的“御宴”，觉得挺有意思。美国总统用十几块钱的饭招待俄国总统，也挺有意思。下面这张照片是我昨晚用我的黑莓拍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贵在真实。

本文写于半月前，发于《瞭望东方》。在这篇文章里，我说了一个观点，也只是一个观点。我相信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最终何种看法更正确，恐怕要半年后才能见分晓。半年后，我会提醒大家，我是错的还是对的。还请注意，这个博客的独立博客的地址为：http://www.kaieconblog.net/

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大概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就是：通货膨胀永远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对这句话存在不少的解读，抛开细节不说，一个普遍接受的解读是：通货膨胀总是由于过度的货币供应导致，当市场上有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通货膨胀就发生了。

如果把弗里德曼的话，和中国去年接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和接近30％的货币供应增长联系起来，再联想到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的通货膨胀率由负转正，到今年开始的通胀率逐步提高，极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内越过3％，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再考虑进很明显已经温度很热的房价（虽然房价是不是应该计入消费价格指数存在很大的争议，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不计入），不少人十分合理的开始担心，中国很快就要进入一个高通胀时代。

在承认担心通胀合理的同时，我想说，由于中国独特的市场结构，更确切的说，因为中国存在着的金融压抑，中国在经过短暂的通胀率上升之后，更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低通胀甚至通缩（对普通消费品）但高房价的时代。

多年来，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始终存在十分明显的投资饥渴，无论是投资建厂也好，还是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有时候这样的投资行为似乎看上去极不理性，一些行业可能已经明显产能过剩，在不同的时点股价和房价看起来可能已经明显背离基本面。当然，这可以被解释为中国的投资者就是不理性。但在我看来，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你是有自有资金，还是属于那些幸运的能够拿到银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因为投资的（机会）成本极低，无论投资建厂，还是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总得来说都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投资的（机会）成本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中国的存贷款利率水平很低。这个世界很多国家的真实存贷款利率都是高于真实经济增长率，而中国则是远远低于，真实存款利率现在甚至为负。存贷款利率低意味着，对有自有资金的企业而言，在没有别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把自有资金继续投资建厂，或者扔到房市和股市里，要比存在银行里划算。同样道理，对于那些能够拿到银行贷款的企业而言，银行的那点利息微不足道，贷款建厂或者贷款炒房炒股，虽然有点风险，但总的来说不是赔本买卖。这件事情的反面是，绝大多数存款者只能拿到很低的回报，那些能够大量创造就业，但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未必能够拿到银行贷款。这些最终都是金融压抑的体现。

中国的金融压抑，在2009年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被天量的信贷增长更加明显的暴露出来。银行放开了信贷的闸门，便宜的贷款一下涌进市场，这对那些一直投资饥渴的微观经济主体，毫无疑问有如天降甘霖。并不让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并没有因为全球危机就发生改变，有了钱，而且是一下有了很多钱，那就盖厂，炒股和炒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对于价格走势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盖厂，意味着增加产能，意味着增加供给，在中国的宏观产能整体并不吃紧，甚至可以说不少行业存在过剩的背景下，这会让未来的价格有下行的压力，也就是最终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压力。而炒股炒楼，最终带来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股价和楼价波动很大，短期内有涨有跌很正常，但大量资金涌入的最终结果还是会是价格的上涨。

所以说，中国的金融压抑和其引发的资源配置的扭曲，是很有可能在后危机引起消费价格指数和房价股价的背道而驰。前者最终有下降的压力，而后者则被推高。有人说，挤调了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就会上来，因为那么多钱总要有地方去。事情可能会恰恰相反，挤掉了房地产泡沫，最后带来反而会是更多的产能过剩和更大的价格走低的压力。

这场危机和中国政府的应对开始把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更加明显的突出了出来。下一步，在用宏观调控扬汤止沸的同时，更应该考虑的怕是应该如何釜底抽薪了。

这是我刚学到的一个新词，语出新闻：调查显示一线城市夫妻月薪不足8000元不敢生子。新闻的开篇是：

 

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因为经济基础、住房等现实条件，使自己的预期生育年龄推迟了2.1年。北京等一线城市，小两口月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昨天上午，记者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获悉，该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指出上述信息。

 

我看到这个新闻想到几点，基本上是意识流，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很自然想到的，然后清理了一下，把中间打岔的部分删掉，写在这里：

 

8000看上去是个有点吓人的数字，但放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一个双职工的家庭，8000块一个月并不是一个很多家庭达不到的数字了。北京现在的基本养老金都是2000多块一个月，平均工资要超过4000，人均GDP折合成月每月要超过5000多，这还是包括周围县区农民的，也包括所有不工作的孩子和老人的。8000基本上是双职工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或者还要低一点，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些上下浮动，但八九不离十。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许达到这样的薪水有点困难，但有几年工作经验之后，这不是一个什么吓人的数字，相反，在一线城市是一个不太高的数字。

 

有人可能会说（事实上，是我自己对自己说），就算双职工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8000，那也得有一半生不起孩子，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首先，我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我觉得给我8000块，我是不敢在北京要孩子的。这背后其实更基本的原因是，“小两口月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是平均的。零点去做调查的时候，问人家小两口得有多少钱才敢生孩子，不同家庭的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8000这个数是个平均数。我的猜测是，收入高的家庭报的数字会高，收入低的家庭报得数字会低，最后一平均的结果是，就是接近于平均收入，换句话说，大家的心里底线也是跟着自己的收入水平在走的，低收入的底线会低一点，高收入的底线会高一点。我的猜测可能完全是错的，但是根据我看到过的其他的调查，比如说“你愿意花多少钱延长一年的寿命”这类的问题，最后回答的结果都是和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的。所以，我的猜测不能算完全不合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调查同时发现：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当然，另一个完全可能的解释是，收入低的城市养孩子的成本也更低，因此心理底线更低。

 

如果真的都是有了经济能力再生孩子，如果这个调查真的具有普遍意义，那计划生育真的更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现在的年轻人，对优生优育，晚生晚育和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动机比计生委强多了。不挣到8000不敢生孩子，还要计划生育干什么？你让人生人都不生，让人多生人都不想多生。相反，人生了一个就想好好培养，要不然干嘛人等着有经济能力再生孩子，超生游击队可没担心自己有没有经济能力。

 

我有个澳大利亚同事，两个孩子要上美国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一年学杂住宿费就是10万美元。同事对我说：我没存够钱，要破产了。可不是，两个孩子四年大学下来，一幢房子的钱就没了。然后同事对我说：当年没孩子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享受生活，等有了孩子，一下变得很穷很没时间。

 

我的同事是一个语重心长的澳大利亚孩奴。

原文发于本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觉得对于最近国内很多地方发生的罢工事件的看法不是太左，就是太右。比较典型的太左的观点就是觉得中国工人工资低是因为资本家剥削，现在终于起来反抗了，大好事一件。比较典型的太右的观点是工人的罢工在破坏合同，组织工会其实目的是要漫天要价，最终反而其实会伤害工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不参与罢工，不加入工会工人的利益。坦率的说，这两种观点我都觉得有点太简单化问题。所以我写了4个故事，2个回应左派的观点，2个回应右派的观点。

 

故事1和故事3是回应左派的，讲的道理在所有经济学原理课本里都能找到。故事1就是最简单的成本最小化的事情，工资涨了企业就少雇人多用机器，工资涨得（过）多了，就业就会降低。故事3就更简单了，资本是能流动的，你可以要求加工资，但是你不能保证人家不搬走。

 

故事2和4是回应右派的。故事2的源头是Card, David & Krueger, Alan B, 1994.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4), pages 772-93以及Lawrence F. Katz & Alan B. Krueger, 1992.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46(1), pages 6-21.讲的基本上是具有买方垄断的雇主是如何通过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的。

 

故事4的源头是一个搜寻模型，在这样一类模型里，所谓“均衡工资”的概念很多时候是通过谈判实现的，而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一个比较好的综述是：Richard Rogerson & Robert Shimer & Randall Wright, 2005. "Search-Theoretic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3(4), pages 959-988.

 

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故事1和3可能是更具决定性的力量，但故事2和4并不是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中国劳动力在资本面前的弱势是必须承认的，故事2和4都只是这种弱势的一种体现。

 

以下是正文：

 

 

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有很多叫王二的人。有这样四个王二，不仅名字一样，其它的背景也很类似。他们出生在中国农村，家里的那一亩二分地，一年到头流尽了汗，就算遇到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去掉化肥，种子，农药和各种成本，剩下的收入就更是低得可怜。后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每年过年都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回来，出手“阔绰”，骄傲的描述外面的世界，让王二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年过完年，王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点点钱，跟着老乡一起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打工给王二带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收入”，但是也给王二带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开销，什么都越来越贵；孤独，因为没有亲人和朋友陪伴；辛苦，工厂里的活比下地干活一点都不轻松；空虚，生活很无聊且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王二并不后悔离家打工的决定，只是现实远比王二想象的要更困难。

 

终于，所有的希望和失望，都正确的或者错误的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工资。尽管更高的工资解决不了王二全部的问题，但更高的工资似乎是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于是，王二们决定去罢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个时候，四个王二的命运发生了分化。

 

第一个王二供职于一个生产汽车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生产线。虽然在全球各地都生产类似的汽车，这个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线却差异很大。在美国，生产线上能用机器的地方肯定不会用人；而在中国，生产线上能用人的地方肯定不会用机器。所以，即便下线的汽车看不出什么差别，中国生产出的汽车要比美国生产出的汽车劳动密集得多。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最小化成本的选择，什么要素相对便宜，就多用什么要素。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这一妥协，也改变了厂方的成本方程。原先使用那么多的人工，那么少的机器在大幅加薪之后显得不再划算。厂方随即从总部调来了人，开始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重新研究什么地方该用人，什么地方该用机器。事情的结果是，没过多久，很多新的机器开始运到厂里。又没过多久，很多工友没有再能和厂方续约。王二很幸运的留了下来，在那个显得格外空旷的职工宿舍里。

 

第二个王二供职于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个企业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十个民工有九个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年以来，企业的老板都在很小心的控制工人工资的涨幅。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涨工资，就得给全部工人涨工资。这样即使只涨一点点工资，算下来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企业的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但企业招工的时候还是异常小心，怕招得太多，把当地整个民工的工资水平拉得太高，这样会反逼着企业给现有的员工加工资，这种成本的增加是企业不想承担的。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利用自己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招工的数量，来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工资提高了之后，厂方意识到，原先通过少雇人来压低工资的想法已经被打破了，工资上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提高工资之后，愿意到厂里来工作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厂方干脆来者不拒，都招进了厂里，不再有以前的顾虑。王二有了更高的工资，而且有了更多的工友。这件事情一点可以忍受的负面影响是：食堂，澡堂和厂门口的网吧都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第三个王二就职于一个简单的装配企业。工作是最简单的，最枯燥的重复劳动，不需要什么技能。很多民工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这样的企业开始的。王二和工友们的罢工，最终也让厂方做出了妥协，同意大幅提高工资。但厂方很明白，这么高的工资，企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企业，一没有技术，而没有资本，三没有渠道，靠得就是成本优势。如果连成本优势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加薪后的第二天，企业的老板就飞往华中腹地，发现那里的工资水平还相对低，当地政府也打出“产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的口号。不多久，王二和工友们就接到通知，企业要整体搬迁，愿意跟着走的需要重新签合同，工资水平比照迁入地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对半砍。不愿意走的，拿一个月的工资，自寻出路。王二对两个选择都不喜欢，跟着企业走，工资水平比罢工之前还要更低，虽然生活费用也低不少。不跟企业走，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王二后来在当地一家类似的企业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工资和罢工前一样。老板很坦诚的对王二说：你要是想要更高的工资，那还是找别的公司吧。

 

第四个王二在一家精密的电子企业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工资是企业开的。王二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企业招工的人一句“市面上都是这个价”就把王二打发了。王二琢磨着，继续找工作还要花时间，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就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后来和工友们聊天，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觉得工资应该更高一点，但是找工作的过程中单个的人根本没有跟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又担心风险，所以干脆就接受了。从企业的角度，厂方也清楚地知道，即便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企业还是能够很轻松的保持盈利的，而且真的想在市面上重新找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并会耽误生产。换句话说，企业会愿意出更高的工资把这些工人留下来。好在这些工人并没有统一的声音。偶尔个别工人有牢骚，直接让他走人就行了，换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终于，王二和工友们决定罢工了。工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底线，但是很明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过分的要求则会伤害双方的利益。经过几番你来我往，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妥协，王二和工友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企业维持了正常的生产。

 

这四个王二罢工的故事，有的结局是皆大欢喜，有的是保持原样，有的则是一些人得益，另一些人受损。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在各地的罢工事件，多半最终以厂方提工资成为结局。只是那些获得加薪的工人最终会成为四个王二中的哪一个，则完全不那么显然。无论是支持罢工，还是反对罢工的人，恐怕都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四个王二的命运，甚至更多王二的命运，都是可能发生的。

二十年前，我小学毕业考试。那个时候，考得好未必能进好初中，考得不好必然不能进好初中，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我还记得，是一幅画。画里有很明显的爷爷，爸爸和儿子三个人，都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人手里拿着一本书。爷爷的手里的书上写着三个字：焦裕禄；爸爸手里的书上写着两个字：雷锋；儿子手里的书上写着两个字：赖宁。作文的要求是，根据这幅图，自己命题，写一篇600字的文章。

 

我有点慌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焦裕禄是谁。我那个时候很内疚，以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蠢的小学毕业生，竟然连焦裕禄是谁都不知道。现在我一点都不内疚了，相反，我觉得我很正常，不正常的是那些出题的人：让一个十岁的小屁孩知道一个60年代的县委书记实在有点太搞笑了吧。（焦裕禄的邮票和电影都是后来才有的，当然，在邮票和电影出来之前，我已经恶补了焦裕禄的事迹，知道了兰考这个地方，知道了什么叫盐碱地，知道了什么叫泡桐树，知道了肝疼得时候拿硬东西顶着有时候能让你不疼）。

 

当我稍微冷静了一点之后，我想好了自己的策略，我知道焦裕禄肯定是一个爷爷版的雷锋或者赖宁（对了，如果80后,特别是90后不知道谁是赖宁，千万不用觉得没有面子，不知道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我着重的写父亲和儿子就行了，然后爷爷一笔带过。我就这么写了，虽然自己觉得不完美，但也没什么大的漏洞。

 

后来，我的那篇作文得了一个很低的分。根据当时权威的解读，也就是阅卷老师的解读，原因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焦裕禄是谁，而是我写跑题了，跑题的意思是我写的东西和出题人的意图不符合。我当然是毫无怀疑的接受了这个说法。只是，后来回头看，一个看图说话，还是自己起题目的看图说话，怎么可能存在写跑题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那时接受的教育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所有的课文都有且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而且这个中心思想必须是语文老师的教学参考书里的那一个。这件事情的延伸就是，你写作文的中心思想，必须和出题人心里的中心思想吻合，要不然就是跑题。

 

上高中后，我在跑题的路上越走越远。命题作文怎么写怎么都写不好，不命题的作文很多都能成为被语文老师当着全班朗读的范文。我读课文的本领也越来越差。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里还有《红楼梦》里林黛玉进贾府的那一段，对不起，打死了我也读不出来那一段是在批判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事实上，我读完大部分课文之后对课文的理解，和老师最后说出来的中心思想，都格格不入。大多数是时候我觉得作者根本没那个意思，没那么高屋建瓴，没觉得作者动不动就歌颂了，批判了，赞扬了，突出了，揭露了什么。上高中那会儿的乐趣就是读不需要总结中心思想的书：那个时候读李敖，读梁实秋，读金庸，读三毛，读老舍，读鲁迅，读胡适，苏青，张爱玲也读，周作人这样的“叛徒”的书也读，跑到书店里掏这些那个时候还算稀奇古怪的书，武侠书都是到租书的地方租着看，三国水浒西游记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读各种我能找到的东西。后来一直很喜欢我写的不命题作文的语文老师送了我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就把余秋雨早期的几本书也读了。那个时候，放学之后的到家等着爹妈饭菜上桌的时间，就是我阅读的时间，缩在沙发上一读能读得不记得时间。我很快就发现解放前的东西读起来舒服，港台的东西读起来舒服，不扭捏造作，不故意在试图营造什么，不讲大道理，解放后国产的东西只有一个我能清楚记得的例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这就是我受的教育，我之前之后很多人受的教育，读文章也要上纲上线，是文章必有中心思想，必有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注：本文没有什么中心思想，随便发点感想而已，这两天高考，所以有了点感想。

本文发表于本周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发了之后，我发现醉钢琴在南方周末上也发了一篇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写于n久前，不过这个星期才在她的博客上贴出来）。我的主人公叫王二，她的主人公叫张三，王二和张三都要减肥，难免我们想到一块去了。不过，我们谈论的是两件事情。两篇文章可以放在一起看，我不是完全同意醉钢琴说的（我同意她说的很多，但我不觉得希腊的问题完全是福利国家的错，福利国家也有没有巨额赤字，没有背上巨额债务的。反过来，不是福利国家，也有很多陷入希腊一样的问题：高负债，高赤字，低效率，大政府），但这不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原文是：福利国家的梦醒时分。

 

以下是正文：

 

王二出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都很健康，也没什么遗传病。王二从小身体一直很好，是个健康的孩子。也就是说，后来发生在王二身上的健康问题都是他自己导致的，而不是遗传的。

 

不知从何时起，王二开始喜欢迷恋垃圾食品，爱看电视和上网，但是不爱运动。每天除了一日三餐，王二始终零嘴不断。而且那些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价格还特别便宜，因此父母给的那点零花钱还是够花的。吃得多动得少，没有多久，王二开始长胖了。变胖的王二，胃口越来越大，总是容易饿，不吃就不舒服，父母给的那点钱也开始有点不够花了。不过好在家门口的超市还让赊账，左邻右舍的，王二不还钱，还可以找他父母要。体重的增加，让王二运动起来也更加困难，一动就喘。于是王二的运动也就越来越少，上学放学都要父母开车接送，上楼下楼都靠电梯。总之，能不动的时候王二绝对不会动。

 

王二的胖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但他也没怎么在意，因为身体没觉得不舒服。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年度体检显示，王二的血糖偏高，血压偏高，血脂也偏高。小小的年纪就这么多指标偏高，王二自己有点急了。父母更急，于是带着王二去看医生。医生给的建议很简单：少吃，吃得健康一点，然后要开始运动。医生最后鼓励说：没关系的，王二还年轻，只要做到上面这些，身体会变好的。

 

心情大好的王二和父母回到了家，王二习惯性地往沙发上一坐，打开电视，然后伸手去拿薯片，并大声喊他妈妈给他倒上一杯可乐。他父母耐心地说，医生不是说要少吃多运动吗？别坐在那里看电视，吃薯片，喝可乐了。王二想想也是，于是忍住了。不过只忍住了一会儿，没多久，王二的馋劲就上来了，开始大口嚼起薯片，嘴里还嚷着：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王二的父母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想着：他想吃就给他吃吧。后来，王二的父亲带王二去运动，没动两下，王二就嚷嚷着难受，说身体受不了，要回家去。父亲看着气喘吁吁的王二，没舍得坚持，心想这才刚开始，可以慢点来。

 

事情的结果是，没多久，王二就回到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照样还从门口的超市赊账，体重继续增加。无奈的父母，心里着急，但又舍不得太强迫孩子，最后还悄悄替王二还账。

 

这也许是一个很寻常的减肥失败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完全可能在欧洲，特别是希腊，或者任何一个在这场危机中暴露出需要进行深刻改革的国家发生的事情。

 

自从加入欧元区以后，希腊的胃口开始变大──升工资、提高福利和增加政府支出；运动变少──工作时间缩短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在门口的超市赊账──主要是从德国，还有法国；直到有一天经济指标开始预警──赤字、债务、借贷成本还有很有争议的评级。

 

虽然如何让希腊“减肥”存在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希腊是否需要重组债务以及退出欧元，换句话说是否要动更大的手术，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希腊需要减少饭量并增加运动。事实上，这也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高达1100亿欧元救援贷款的主要附加条件。这两个机构同时认为，如果希腊如果真的能够坚持下去，恢复健康是有希望的。

 

但问题是，和前面的王二一样，希腊胃口已经变大。减少饭量，也就是降工资、减福利和消减支出，注定会是一件让身体不舒服的事情。增加运动，也就是引入竞争、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出口注定会让懒散惯了的一些人觉得气喘吁吁。

 

这对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极强的自制力才能够坚持下去。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拍胸脯希腊能一直坚持下去。这件事情即便对于希腊政府而言也是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就算政府下定了决心，老百姓未必能吃那个苦。中国有句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就是老百姓抵触的体现，最后实在不行了，老百姓可是既可以用脚更可以用手投票的。更何况，一切才刚刚开始，希腊的“减肥”不是一个月的事情，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一段要持续多年的艰难历程。

 

让事情更为不确定的是，希腊会不会也像王二那样有十分宽容的父母，这里主要是欧盟，毕竟欧盟出了1100亿欧元贷款里的800亿。希腊很自然的在未来可能会有“意志薄弱”的时刻，虽然希腊的事情最终应该希腊自己来决定，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愿意出来做“坏人”，那一时的松懈难免前功尽弃。历史上看，欧盟在监督执行《增长和稳定条约》的时候，最后被证明过于宽容，否则希腊也许根本不至于落入现在的地步。欧盟能否在未来更坚持原则，大概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前面王二减肥的故事是可以有一个减肥成功的结局的，不管是他自觉做到的，还是在父母的高压下实现的，甚至是去减肥医院减的，他在整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都是要不断忍住饥饿的感觉，要咬着牙运动而且必须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忍受。

 

总而言之，减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不是任何人施加的，而是减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如此。希腊，欧洲，还有所有需要收紧裤腰带的国家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除了希腊以外，他们要做的决定大概只能是现在就开始减肥还是再爽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减肥。他们当然可以继续明日复明日，但希腊的事情应该给所有的这些国家提了一个醒，总有一天这个选择题会变成：是现在就开始自己减肥还是再爽最后一天，明天被市场强制减肥。

写博客有不少时间了，通常是晚上写，贴上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等待生活的巧克力盒告诉我头一天晚上写得东西究竟有没有犯蠢的地方或者出彩的地方。我觉得群众的眼睛，在平均意义上，是雪亮的。平均的意思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说蠢话，但是被当作了蠢话。但也有些时候，我也没说得出彩，但是被当作是出彩。一正一反，平均起来，我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昨天贴的富士康的文章，是我博客文章中的相对少数—我写了，然后放了下来，没有立刻发。通常这样的文章最后都是不见阳光的，有些是自己也不喜欢的，有些是知道肯定要挨骂的，有些是怕引发不必要的争议的，有些是太晦涩只能引发误解的。不过富士康的文章，写完之后，我放了几天，但后来又想了一遍，觉得自己要说的事情还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所以我就贴了出来。文章的开头我用几乎是道歉的口气说道：

 

“这篇文章写了有几天了，现在贴出来。

N现在似乎等于13。 我想开宗明义的说，我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对正在富士康发生的事情做深入的，不包含愚蠢想法的评论。但，既然有想法，那就随便说说。”

我的目的是想告诉那些容易激动的人，请不要着急开骂，也不要太当真，多见谅。

 

我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我看到富士康的消息之后，完全不经过大脑的反应是很简单的：这恐怕又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台湾工厂，不惜榨尽员工的最后一滴血，郭台铭的每一桶金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本能的反应挺说明问题的，那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课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你最本能的反应有时候恰恰就是当年被灌输的东西）

 

但我立刻就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太简单了，我（错误的）心想，一个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会成功呢？但我很快就说服自己，这样的企业是可能成功的，所以就有了文章中前言不搭后语自言自语的这段：

 

“说点题外话，我有个自己知道几乎一定是错误的想法，那就是，我觉得血汗工厂是很难长大，很难很有效率的，很难变得像富士康这样在商业上成功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想法几乎一定是错误的原因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奴隶制从组织生产的角度上说是一种很有效率的生产模式（参见诺奖得主Robert Fogel的名著Time on the Cross）。我正在读一本大部头的关于苏联的劳动营的书，你也可以发现，即便苏联劳动营这样拿人命不当人命的地方，有时候也能用疯狂的方式进行生产。沃尔玛看起来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雇主（据各种报导约70%的雇员在一年内离开），但这并不影响沃尔玛成为最成功的连锁超市。”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问题。如果富士康真是一个“魔窟”般的企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那里工作。我想，大概可能有两个解释：1.人们喜欢富士康，但这似乎和富士康是个“魔窟”不符合；2.人们并不喜欢富士康，但没有更好的选择。我整篇文章的重点，其实都是在围绕2这个想法展开的。2这个想法并没有为富士康开脱，而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有更深的社会涵义。和这件事情类似的是煤矿的事情，中国的煤矿这么危险，还有人愿意去挖煤，我们在质问煤矿为什么那么草菅人命的同时，大概更应该要问的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去不安全的煤矿挖煤，答案恐怕也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吧。

 

所以，我在文章中说道：

 

“如果接受上面这些，就让我不得不想，那些逝去的年青的生命们，难道真的是无处可逃吗？他们是可以选择离开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富士康限制员工离开的权利，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也许是觉得无望吧。离开富士康，有更好的去处吗？别的地方能更好吗？ ”

 

然后文章后面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在讲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什么地方，然后可以怎么解决。这些看法是不是合理，都是可以商量的。

 

现在再回到文章的开头，也就是很有争议的关于自杀率的那一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傻到觉得富士康发生的事情是正常的，富士康的事情不仅不正常，而且很离奇。但，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一个立刻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日本人那么著名的爱自杀，是不是也不会这样自杀？所以，我去找自杀率的初衷是，想把这件事情的离奇之处给对比一下，有个大概的概念。但我找到的数据是让我感到极度吃惊的，各个国家自杀率之高，让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知道不同的人最后对富士康的那个年青，健康，受过教育，可能心理健康也还行的群体的“自然”自杀率是多少肯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坦率的说，对于富士康的自杀率应该怎么计算可能也会有争议。有人也许可以论证，富士康这么多年了，就是赶上今年悲观情绪传染，所以计算富士康的自杀率应该用多年的平均，而不应该只看今年。比如说，康奈尔大学这个学年已经有六个学生自杀了，康奈尔大学的发言人就说，我们学校2005-2008年一例自杀都没有，今年有点传染，但多年看，康奈尔其实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了，根据CNN提供的数据，美国学生的自杀率为7.29人/10万学生/年，认为年轻健康受过教育的人群自杀率就会不高的前提，未必是有基础的。美国50万学生，平均一年要有36个自杀的）。当然，另一面也是成立的，有人可以论证，看多年平均是不合理的，就应该看最近几个月的情况。这些都可以讨论。

 

把话说回来，当我发现我找到的自杀率没法很容易的，一目了然的就证明，在平均意义上富士康反常的时候。我就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结果证明是有点失败的产生极多争议的，把这个事情描述成一个社会问题，从而可以很自然的引到我文章的重点，也就是富士康的问题，恐怕是一个更广义的社会问题，不应该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富士康。我写道：

 

“我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些数字会怎么想，我看到后的想法是：也许富士康的事情要远远超过富士康的范围，只不过自杀在富士康的集中发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方面”

 

这和下文正好可以应对起来，虽然逻辑上并不是很完美。

 

“其实有不少人已经指出，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这不是富士康的问题，而是中国制造业的问题”

 

结尾处，我又危言耸听的呼应了一下，仍然是逻辑上不完美，但意思还是想说这是一个超越了富士康的事情：

 

“很悖谬的，如果富士康的惨剧能让我们注意到事情的根源，并去解决这些更根源，坏事反而会变成好事。不过，事情更可能的结局是，富士康会在各方的压力下不惜 一切代价解决跳楼的问题，然后很快就不再被人记住。但是，请注意，如果前面那张自杀率的表里，中国的自杀率是真实可靠的，在富士康这样规模的人群里（50 万人），一年的平均自杀人数会是65-70人。”

 

我整篇东西说的东西最后可能完全都是错的，但是我已经倒过歉了，在开篇最醒目的地方。 必须保证“正确”，才能说话，那是某某部和GFW对待言论的方式。

 

我希望有些人能学会一点宽容，而且能够耐心的把文章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