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渣经济笔记

《鹿鼎记》不是我最喜欢的金庸的小说，但这些天看美国总统除选间接的勾起了一点我对《鹿鼎记》的记忆。

《鹿鼎记》里有很大一段都是和吴三桂有关的。书里多次提到，吴三桂老是哭穷，要求皇帝给钱给粮，等拿到钱粮之后，却不都拿回云南，倒是把很大一部分钱都留在了北京用来打点京官，朝中有人好说话嘛。这件事对吴三桂而言当然没任何损失，他是拿朝廷的钱买人情，为自己谋利。对那些京官而言也没什么，不就是帮着喊两嗓子嘛，反正大家都喊，也不担什么责任，还可以中饱私囊。这件事情最后倒霉的还是书里皇上（其实是交税的老百姓），花了大把的银子，供养了一个（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集团。

《鹿鼎记》的这个故事，不仅发生在清代，也发生在当代，更发生在看似不腐败的美国。在华盛顿的院外游说集团中，所有的国家中是以色列做得最好，做得最大。我不知道以色列从美国拿的外援中有多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华盛顿，这估计也没人能知道具体的数字，但吴三桂的手法很明显的在被运用着，政客们忽悠了一下，最后就把纳税人的钱通过游说集团洗成自己的钱了。农业补贴也是一样，美国一年的农业补贴光农业部拿出来的就有百亿美元之巨，在美国的合法就业人口中，真正种地的人只有不到100万，你可以算算摊到每个人头上这个钱有多可怕。当然，钱主要是农场主们和公司拿走了，他们只要拿出一点点钱就能把那些议员们搞定了，然后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巨额补贴。军火商，就不说了。切尼不当副总统之前当一个军火公司的老总，光明正大的一年拿几千万美元的薪水，反正这钱最后是五角大楼的经费里出，最后还是纳税人买单。世界上有好些共产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就单单对古巴禁运了几十年？好吧，去问问流亡迈阿密的古巴人吧。这些靠反卡斯特罗存在的人必须要把古巴妖魔化，这样才能拿到钱，拿到钱之后再去拿这些钱买通政客，然后拿更多的钱。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叫腐败，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腐败，形式不同而已－有的国家腐败是从桌子底下拿钱，有的国家腐败是从桌子上面拿钱。

在很大程度上，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而不是制度的伴生物。政府的权力大了，手里掌握的资源多了，不管什么制度一样都滋生腐败。政府的权力小了，手里掌握的资源少了，没人没事会给官员送钱。利益集团永远都会存在，但是要是靠政府来调停，拉偏架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在哪里都一样。

Follow Up:

看了评论，加两句。

早上起床，看了一会早间的新闻。看到缅甸风暴灾区的一片狼藉，听着那些我脑子里面已经一下反应不过来的死亡和失踪的数字，我的心情突然沉重的不行。画面中有一个女子，无神的抱着她的孩子，一动不动，脸上留着两道非常明显的泪痕，我完全无法去体会她内心的伤心和绝望，我只知道那也许是我无法承受的。

 

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灾（在未来，自然灾害也许会有越来越多人祸的成分），但自然灾害所带来损失的程度在绝大多数时候恐怕都要归于人祸。

 

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起源于读关于地震的文献。过去，有一些人试图把地震的震级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放到一些回归中去，来研究自然灾害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显然，地震震级的大小是不受人控制的，这似乎是一个很干净的外生变量。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样做不行。震级虽然是不受人控制的，但是地震产生的影响完全是可以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比如说，在地震活跃地区，人们的房子也盖得更好。其结果是，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比如说日本，即使很大的地震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有些地方却稍微震震就死很多人，倒很多房子。

 

人类虽然还没法对抗自然，但是人类却早已有了各种技术和能力来将自然灾害的影响减弱。一场自然灾害的危害有多大，也许更多的是取决于人类的准备，而越来越少的取决于自然灾害本身的强度。

 

美国的卡里亚纳飓风是个人祸，事先没有疏散好，坝又塌了，事后组织得又很差，结果死了大概2000人左右。当时，我看着电视里，几百架直升机把人一个一个从屋顶里救出来，我就在想，组织得再差，人家还是有钱有东西啊－那是我第一次看用那么多直升机救人。要是在中国，应该是解放军开着冲锋舟救人，可能没有直升机来得那么快，但也有效。但是在缅甸呢，也许是什么也没有。新奥儿良，飓风来之前，有车的人开车走了，没车的人好歹还有一个体育馆，虽然那里的环境后来差得不行，但是进了体育馆的人至少不会有死的危险。缅甸呢？没什么人有车，风暴洪水过处，除了寺庙，几乎什么也不剩了。所以即使提前预警，缅甸的老百姓估计还是得面临坐以待毙的结果，他们能去哪里呢？

 

我知道，很多人要说这是军政府造的孽，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这更是贫穷造的孽(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贫穷极有可能是军政府的统治导致的。坏政府是贫穷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个世界上的赤贫国度无一例外的有很差的政府，但有坏政府的国度未必一定都是穷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碰巧地下有很多可以挖的东西，而且这东西不停的涨价。
)。这么说吧，如果给军政府美国的物力或者中国的物力，即便这个军政府再暴政，缅甸也不至于会死这么多人。如果缅甸的各种基础设施能够稍好一点，缅甸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贫穷，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像动物一般自身自灭。

 

自然灾害其实只是一种极端表现，贫穷会让人的生命在各个维度变得异常脆弱－你知道乌干达的中位年龄吗？才15岁！这个国家只有50％的人年龄超过15岁。这个国家很年青，因为没几个人能活到老（中国的中位年龄是33.2，美国是 36.6，日本是43.5）。

 

贫穷在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剥夺人们的生命。生命，就是贫穷的代价。

 

看美国的总统初选，一次又一次的在提醒我们选民的记忆有多短暂。尽管要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这一点大概要花费好些很聪明的实证学者的脑袋，不过从候选人策略的变化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利用大家短暂记忆。

 

为了赢得初选，共和党人各个都要表现的非常非常的保守。没办法，初选基本上是共和党内的选举，不表现的保守党内没法过关。民主党这边也一样，大家越来越左，今晚看着电视里奥巴马站在一个工厂门口和那些刚下夜班的工人握手，希拉里自豪的说自己这段时间吃的BBQ可以装下一个体育馆，反正都是要装成一个蓝领的样子。

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在赢得初选之后，已经开始非常精细的调整自己的腔调了，把自己的位置调整到中间偏右的位置。我相信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任何一个人赢得初选之后都会调整自己的腔调，调到中间偏左的位置。

 

如果选民不是那么健忘，我很难想象这样的做法能奏效。这不就是朝三暮四吗？希望到了晚上，老百姓已经忘记早上吃了什么了。放到选举，他们都希望，到了11月，选民根本不记得他们在3月份说了什么。

 

我没觉得中国人的记忆比美国人好，中国还有句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这难道说得不就是有人记性不好吗？至少我和谷主的记性都不算好，我们真的经常会在晚上想不起来早上吃了什么。因此，我觉得，被眼前的事情驱使而忘记历史上的教训似乎是大家共有的特性。或者这么说吧，民意通常是非常有时间性的－可能向前看得不够远，向后看得也不够远，看得主要就是当前。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在说民意是错的或者不重要，我在说意识到民意的时间性很重要。

 

我们不能要求政治家或者政客不去顺应民意，这就意味着我们得有些东西来“对抗”时间性太强的民意。美国的体系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因此大法官可以不用太去顾及当前的民意；美联储的最关键成员的任期一届是14年，保证了货币政策不至于太受民意特别是代表民意的政客的影响；美国的统计机构，预算机构都是著名的中立的，因此提供的历史数据和对未来的预测被公认是中立和客观的；美国的经济衰退与否不是政府说了算的，而是非政府非盈利的NBER说了算的。

 

美国的具体做法未必是要效仿的，但我觉得中国非常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来“对抗”时间性的民意，也许是更需要这样的制度。我们现在的民意很强大，但给定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都是 “洁本”的（不知道真正的历史），给定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学校教育中都没有受过除了中国版的各种主义以外任何其它分析社会问题方法的训练（不知道如何看待历史），给定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人们更容易发生对历史的遗忘，我实在觉得有一些制度或者机构能够帮助人们记住历史，客观的分析历史相当重要。

 

我又有点想不起来今天中午吃得什么了，好吧，也许是我自己的记性太差了。

《时代》杂志又公布了今年的年度百大人物。

早上我在那里读最新的这期以百大人物为主题的《时代》。国内的媒体已经铺天盖地的宣传了胡主席入选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个大国领袖应该有的地位，虽然能入《时代》法眼的大国领袖也没几个－这是一本美国杂志，觉得美国是宇宙中心的倾向相当明显，特别是在选百大人物的时候。不过一些细节是，《时代》把他们的总统布什和胡锦涛放在了同一页介绍，介绍的文字是基辛格写的，写得还是相当正面的，但配的照片却是穿着绿色中山装的胡主席在检阅部队，《时代》在用相当隐晦的方式传递相当复杂的信息。不过比起普金那张长脸像沙皇般俯视的照片，《时代》对中国已经算客气了。

让我好奇的是还有什么和中国有关的人入选了。

百大人物中第一页，就是高原那位著名的喇嘛，他的一副照片就占据了一页半的版面，如果我没看错，总共只有五个人享受了一页半照片的待遇，此外的四个人是：联储主席伯南克，影星皮特和朱莉（算一个人），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百事的CEO。

还有就是台湾的马英九，我前两天已经讨论过这个人了。

有一个大概应该是华裔的Jeff Han也入选了。他是个计算机专家，如果还有人看CNN，CNN在转播民主共和两党初选的时候使用了一个互动能力非常强的触摸屏，看过的人应该都会有印象。这个触摸屏如此的有影响力，以致于《纽约时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个触摸屏。Jeff Han就是这种Multi-touch Screen概念的提出人。随着CNN在大选季节收视率的暴增，CNN使用的技术也得到了相当的关注，Jeff Han的介绍文字就是CNN的主持人John King写的，看CNN的人应该知道，John King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在那里玩触摸屏的那个。

最后一个入选的中国人，如果我没有漏看，是有点让我出乎意料的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出乎意料的原因是，如果我告诉你总共有两个在大陆的中国人入选百大人物，在我没有告诉你答案之前，你会猜到第二个人是楼继伟吗？反正我是猜不到。当然，看到这个名字之后，你完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中国超过1.6万亿美元并在继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和这些钱在未来的流向。

楼继伟的介绍是大摩的罗奇写的，他在结尾写道：如果成功，中投会获得数以千亿计的追加资金，这很快就会让楼变成这个星球上最强有力的基金经理。但是，罗奇没有忘记提醒读者，楼曾是中国财政部的副部长。

上个星期，还是我当助教那个班的课堂报告，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挪威学生报告很有意思，下课之后，我特意拉着他一起往回走。我问他：如果我没听错，你的意思是说，人们害怕的并不是主权财富基金，人们害怕的其实是中国？如果这笔钱在英国人或者日本人手里，就没这么多事了？他说：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那个挪威学生说的很有道理。

2000年，我从北大本科毕业。那时那刻，我走在校园里，我仍然能够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新生时的心情－我喜欢这所学校，我由衷的为这所学校自豪。如果你在一个学校待了四年之后，仍然能像刚入学般的喜欢这所学校，那说明这个学校是真的适合你的。于是，我又多待了三年。

北大，占据了我至今为止的人生最大的一段时间，也许也是人生中最黄金的时间。这所学校，在各种意义上塑造了我，有好的，有坏的。

如果一切能够重新来过，我还会选择北大，选择未名湖。

在这里，我愿与世界各地的北大校友一起，共贺北大110年校庆。

“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是美国前财长John Connally说过的一句“臭名昭著”的话。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那是一次美国公开的“赖债”，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汇率，等于凭空从全世界持有美元的人头上收了一笔通货膨胀税（用黄金计价）。John Connally的这句话是对欧洲人说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无赖。

将近四十年后，一样的情况似乎重新显现了：贬值的美元让所有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资产受损。但这一次不是美国人说话，而是其它国家的人说话，他们说：你们的货币，我们的问题。

这以前一后四十年的两次大贬值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四十年前的那次贬值是美国人食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美元和黄金挂钩，而其它货币通过和美元挂钩而间接和黄金挂钩。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就好像卖出去了票然后突然不认账一样。

但此番的美元贬值，并没有食言之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国再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承诺过美元的币值，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几乎完全以国内的通胀水平和就业水平为指标。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在纽约联储工作的经济学家，我问他你们关注汇率吗？他说：完全不。稍后，他补充道：除非汇率的变动影响了进口产品的价格，然后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只看通涨，而看得不是汇率。

尽管美国没有对美元的币值做过任何承诺（人民银行也从来没有对人民币的币值做过任何承诺），但还是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选择了把自己的货币和美元挂钩，同时持有了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元的贬值，你可以说是美国人利用世界货币的地位，把人筐了进来，做了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你也可以说是很多人惯坏了美国，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这些国家大笔的借给美国人钱，美元早就贬了，正是大笔外资的流入让美元早就应该发生的贬值推迟到最近几年才发生。这里面如果有阴谋，那么那些因为美元贬值受损的国家也是合谋者，这不是一个美国人一方就能玩转的阴谋。

事实上，还有人说这是一个中国人的阴谋。Michael Dooley说，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二，但这次不是美国人让外国的货币盯住美元，而是美元被迫被外国的货币盯住，并且盯在了一个太高的美元汇率。其结果是美国人进口了太多的外国货，而那些出口国通过低汇率获得高出口和高增长。联储主席伯南克其实也说过，他说美国借了那么多钱不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存在全球储蓄过剩，换句话说是不是美国借得太多，而是其它国家，比如说中国存得太多－是中国人存的钱太多让全世界到处都是很便宜的钱，导致了美国人抵制不住诱惑多借了一点。

美元是谁的货币？当然是美国的，他们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就像人民银行想印多少人民币就印多少一样。

美元贬值是谁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

中国有句话：一个巴掌拍不响。经济学里，这叫均衡。

很有点关注台湾新政府的人事任命，两年前我在“马英九印象”里写道：

但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治家。要是台湾真的要独立，让马英九来领导要比让陈水扁领导成功的几率大得多。

……

马英九多巧妙，多务实。不统不独，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扩展生存空间，加强对话，建立互信。在我看来，这些措施，完全无法预计是会将台湾推得更加走向独立，还是更加走向统一，但无论如何，这对于台湾人的福祉是有利的。这不但不会消弱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还会加强台湾人的自我认同。

我其实看不清马英九内心深处对于统一的真正看法，但是这并不重要。一个像马英九一般的领导人，不会让台湾轻易的卷入战争。我想大陆的对台政策也会越来越务实（至少我希望）。当两岸不再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后，我想大家会更加冷静和理性的考虑统独的问题。那时究竟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完全不知道，也许是统一，也许是独立，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两岸的人不会像今天这般意气用事。

……

从我的语气可以看出，我那个时候对马英九这个人的印象是很正面的，但是我对马英九上台对于两岸关系走向的影响是看不清楚的。

从马英九这些日子的举动看来，马英九是坚定的走立足台湾的路线。他不会是统一的希望，他也不会带来统一，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想统一。

对台湾人而言，他们选对了总统。

对于大陆官方而言，马英九很可能会是一个比陈水扁更难对付的角色。

我做助教的哈佛本科生的《国际金融》课终于进入了最后的课堂报告阶段。总共三个题目，这是从十几个备选的题目中最后根据学生的兴趣选出来的。基本的做法是，学生在学期初选定一个题目，然后阅读文献，然后根据自己对文献的阅读和思考，确立一个立场，然后写一篇10页左右的报告，论证这个立场，最后是做一个课堂报告。上个星期的课堂报告是关于货币政策应该不应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这个题目估计在当下中国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题目，我在华盛顿，没能参加。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周三会讨论主权财富基金的问题。

全班有一半的学生选了人民币汇率作为自己课堂报告的内容，可见这是一个相当让人关心的问题。今天的报告分成三派：浮动派，渐进派和一次升值到位派。这三派没有分歧的是：人民币必须要升值。这三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和选择什么时机升值？

浮动派的建议是：尽快过度到一个浮动汇率体系，这样所有汇率扭曲所可能带来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渐进派的建议是：保持目前这种有控制的升值态势，在长期慢慢使得人民币达到合理的汇率水平，但在短期，并不采用任何激进的手段。

只有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孩提了第三种的看法，我称之为一次升值到位派：人民银行宣布一次性的人民币升值20－30％，然后用点财政政策冲消一下升值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所有其它东西暂时保持不变。

说实在话，我还真觉得一次升值到位的想法有些可取之处。我能感到，关于升值的辩论中，大部分的辩论并不在升值本身，而来自于升值所可能带来的其它变化，其中很多都是升值带来间接的影响。在听官员们在各种场合讲汇率问题的时候，我也隐约能感到，官员们的担心是“不确定性”－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是，你刚学车的时候，坐在车里摆弄各种玩意，只要车在原地不动，你大概都能把动作做的很到位。但只要车一开起来，不管车速是多少，你都会觉得手忙脚乱。

这么说吧，很多人习惯了车不动。只要车不动，车停在哪里没有关系。很多人担心的也是车开起来的感觉，因为毕竟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制定各种政策的，企业也是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生存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次升值到位然后重新回到固定汇率的做法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过去干过好几次一次贬值到位然后继续固定汇率的，人民币先从1：3贬到1：5，后来在1994年又从1：5贬到1：8，不过这个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旧皇历，未必适用于今天。但一次性贬值的优点是－我们所有的旧系统仍然可以在新汇率下运作。旧系统是固定汇率的产物，具体固定在哪里没关系，旧系统只是不能适应一个不断变动的汇率而已。一次性升值，可以实现不用对现有金融，汇率，银行各个系统升级前提下的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从减少不确定性和维持系统稳定的角度看，我觉得也许是今天提到的三个方案中最有利的一个。

当然，一次性升值到位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是，这会带来巨大的利益重新分配－出口企业会受损，进口企业会受益，会影响到产业格局。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这么看，一是国家需要通过一些暂时性的税收调节来减少汇率变动对各个企业的影响，我们出口退税的系统在那里，所以实现起来不是很困难。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税收措施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还有就是，那些完全走低价路线的出口型企业，即便中国不升值，他们的好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中国的各种成本都在上升，中国，比起周边的那些更贫穷的国家早已没有什么太多成本优势。中国最低端的产业很快就会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你现在去逛美国超市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服装的产地已经非常多元化，但是到了鞋还是中国造为主，电子产品更是中国造为主，换句话说，中国在最低端，技术含量最低的行业已经没有太多优势可言，中国只有向产业链的高端走，才有生存空间，这和升值不升值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当然就像那么上海女孩说的，她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可能被采用的，我也觉得不可能。这个方案仔细想其实可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做法，但问题是它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做法。激进的做法，是很难在政治上可行的。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在于支持或者反对抵制。从实际影响上看，抵制似乎是有作用的，是通过政治层面的影响来实现的。经济层面的影响不很清楚，我看到了一些报道说，家乐福被抵制之后，最终受损的可能是中国的供应商，这让我想写写这个题目（对了，我一直的宗旨都是尽量在这个博客里不谈政治，不谈政治不意味着我傻到不知道政治的存在，不意味着我不知道政治有多重要）。

抵制和重商主义有什么关系？抵制，其实就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说白了就是干两件事情：努力的赚别人的钱，努力的不让别人赚自己的钱。英国人当年用坚船利炮打开别人的国家，然后目的是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你看看英国人当年和中国签的条约就知道了，经常的条款就是开放通商。在英国还是帝国的时代，英国人有着巨大的出超，或者说顺差，或者说经常项盈余。在中国的顺差如此巨大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明白为什么重商主义是个很傻的想法－顺差不就是把钱借给别人用吗？顺差不就是自己省下来不吃给别人吃吗？所以，当今世界的帝国美国就一点也不糊涂，二三十年如一日的借债过日子。

如果你赚不到别人的钱，你能做的就是不让别人赚你的钱。如果官方做，这就叫贸易保护或者贸易壁垒，如果民间做，这就叫抵制。

但是重商主义完全把事情想反了。在重商主义的世界里，惩罚别人是把东西卖给别人而不买别人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表达不满，应该抵制才对。这就好像你在路上碰到了你的仇人，你们两都饿着肚子，然后你强迫你的仇人吃了你身上带着的干粮，然后“抵制”你仇人身上的干粮，然后让仇人写下“欠下干粮一顿”的字据，于是你觉得很爽，觉得惩罚了对方。

其实更应该做的应该是像美国人那样：找法国人再多买100架空客飞机，然后给他们一堆反正也花不掉的美国票子。

我们在为过多的外汇储备头疼，有人觉得这是中国重商主义太盛行导致的。从大家都这么热衷于通过抵制来惩罚对手，看来重商主义的思维还确实是蛮流行的。抵制，从实际的经济效果看，极有可能伤害的是自己而不完全是对方。

当然，我请大家看过这段小说，所以有时候往自己身上而不是对方身上捅刀子还是有用的。 

去华盛顿开了几天会，讲点花边新闻吧。

第一天中午午宴，边上坐了一个美国国务院的人，还是在负责东亚事务的部门工作。边吃着饭，边聊天，自然而然的就说起了高原的问题。这位国务院的人认为应该取消火炬在高原的传递，认为这样做很愚蠢。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告诉这位美国人，随便断言另一个国家蠢本身是一件很蠢的事，当然是用非常含蓄的语言。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下高原的历史，特别是最近60年的历史－这段时间我和不少人一样，在恶补高原的历史，我没有护短，但我也告诉这位美国人，他知道的并不是真理。谈话在很不愉快的气氛中中止，其结果是，午宴的后半段，我们两人的头或者各自扭向相反的方向，或者是越过对方和别的人谈话，不再有任何交流。

终于和谷主开车经过了华盛顿著名的黑人聚居区，去年我们在华盛顿住了几个月，但是周围几乎一个黑人都没有。华盛顿是个非常种族隔离的城市，西北区是白人区也是富人区，剩下的几个区则是黑人为主。谷主今天告诉了我一个她觉得惊人的数字：华盛顿的公立学校里90％的学生是黑人。这次华盛顿之行对谷主而言最大的收获之一是，用她的话说：在美国当黑人挺惨的。我一直觉得，美国有深入骨髓的种族问题，只是表面文章做得很好罢了。黑人受歧视，华人一样也受歧视。

开会的第二天，听日本人伊藤隆敏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位伊藤最近被提名为日本央行的副行长，但是被否决了)。他说：中投和其它几个主权财富基金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骑士的角色，虽然看起来在短期他们吃亏了，但是长期看他们是会得益的－他们至少赢得了国际尊重。这句话不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所以这很可能是他真实的想法。

一时想不起来别的了，就到这里吧。

调量还是调价格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现在关于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争论，一派是支持控制总量的，另一派是支持对排放征税也就是调价的，双方都言之凿凿，各有道理。这里面的争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调量或者调价格哪个能够更好的达到目标－从目标上讲，限制总量和征税对减排也许都是一样有效的－这里面的争论很多时候是因为两种手段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分配后果。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吧，我有一袋米，我的目标是把这袋米分掉，我可以拍卖，让价高者得，我可以把米王那里一扔，让力气大的人得，或者我排排坐吃果果一人一把。这样都是分了一袋米，但是不同的分法，带来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总的说来，我发现在调价还是调量的问题上，我的口味和政府很不一样。

控制通涨，央行的主要做法是提准备金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不太动利息（中国的名义利率完全没有通涨上涨的快，这一年来，真实利率不是升了而是降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买十送一往下撒钱，然后央行在底下拿个口袋接着。没错，央行的口袋越大，漏到市场上的就越少，可是这也架不住买十送一阿。更何况，买十送一意味着谁拿着贷款就是净赚－负利率谁不愿意借阿？尽管有些争论，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远高于0的。最后为了控制总量，只能是人为的分配贷款，毫无疑问，最想贷款的企业未必能拿到钱。中国的货币政策走控量不控价的后果是：一是量很难控制住，二是该紧的地方不紧，不该紧的地方紧了。现在很多小企业叫苦连天，这些企业，拉闸限电他们最先忍受（又是调量不调价），控制贷款，他们也最先忍受，这些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也许最重要的企业，在碰到政府控制总量的时候，往往却是最先的受害者。

到了房价的问题，事情正好反过来。你如果靠价格的上涨来解决人多房少的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带来住房上分配的极度不均。给定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必需品，住房上分配的太不均是会带来社会问题的。如果政府仅仅只把目光盯在价格上，而忽略了这后面的分配问题，那很多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过去的很多政策，比如说经济适用房，都是只注意价格，而不注意究竟是谁买了房子，其结果是看起来平均房价被拉下来了一点，但住房的分配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完全靠市场是价高者得，经济适用房变成了力气大，有门路者得，但这对解决住房分配问题有意义吗？几乎没有。房价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更多的是个量的问题，而不是价的问题。

像医疗这样既有量的问题又有价的问题的事情就更一言难尽了，中国的医疗现在是量小价高分配不均，所有的医改方案都表示能解决这三种问题但是各个方案的侧重点其实是非常不同的。看病和住房子不太一样，好房子住不起可以不住，但是难治的病看不起人们并不能不得，穷人得了富贵病怎么办？我个人仍然觉得医疗的问题应该从量入手（有很多人觉得是价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穷人得了富贵病永远都是棘手的问题。

数量和价格，从经济学的第一课就开始讲，一切似是显然，一切全不那么显然。

我和谷主吃饭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猛塞，因此通常谷主还没有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吃完了。第二步：说话，不停的说脑子里的奇怪想法，让谷主没有胃口吃剩下的那一半。

前天我问谷主：要是人人都持有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股票，是不是全国人民就无所谓油价高低了。油价高的时候股票也涨，油价低的时候股票也跌，这也就是把风险对冲了。谷主跟我分析了一下，觉得我想得太简单了，我同意。然后我就又突发奇想，问谷主：那么你觉得油价涨，对整个地球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谷主很想回答，但是她先吐了一桌子。然后我很知趣的闭嘴了，饭桌上讨论这些干嘛？

昨天，跑去在一个像温室一样的酒吧里吃午餐，我吃完之后就问谷主：你支持安乐死吗？谷主说，她觉得应该允许安乐死。我又问：你觉得医生有执行安乐死的权利吗？谷主不清楚。我又问：你支持死刑吗？你觉得生命是个人的吗？你觉得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正要继续说，发现谷主又吐了一桌子，我于是只能再次闭嘴。

今天中午吃饭。我又是先吃完了，然后就问谷主，这个限制大小非减持的事情为什么是利好？谷主说这个做法其实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办法。我又问：为什么是利好呢？谷主说，不清楚。我再问：那为什么是利好呢？谷主只能无奈的又吐了一桌子。

今天晚上，在我和谷主最喜欢的那不勒斯比萨店，我只是开了一个头：看到《纽约时报》上法国人“跪地求饶”的消息了吗？然后我注意到了谷主无辜的眼神，似乎是希望我让她安安稳稳吃顿饭，我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谷主终于吃了几天以来难得的一顿安稳饭。

谎言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相信谎言的人，有那些“…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人。

我开博的第一篇文章“仇恨的政治经济学”(那时笔法还很青涩，重新写也许能写得好一点，这个题目是照搬哈佛经济学教授Ed Glaeser的一篇发表于QJE的论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写得就是国内“妖魔化”日本的问题。文章的意思很简单：人们总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的，而制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亲身观察的国家或者族群的谎言是相当容易的，因为没多少人真的会去一探究竟，于是媒体也好，政治势力也好就很有动力来制造这样的谎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然，在中国，替日本人喊委屈显然是要挨骂的。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也开始享受日本的待遇了，被媒体“妖魔化”了。中国人突然觉得很委屈，很不公平。让我说的惊世骇俗一点：这没什么不公平的。

首先，这就是媒体和政治势力爱干的事情。“妖魔化”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正在享受的是非常“正常”的待遇。我们可以抗议，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这件事情还会发生，发生很多次，一直发生下去。抵制啊，抗议啊只是表达态度，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媒体要为他的受众服务，如果他的受众中有很多愿意相信谎言的人，媒体就会义无反顾的制造谎言。

第二，中国自己的手也不干净。这次是我们委屈了，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关于日本，美国，还有更为广泛的“西方”或者“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还少吗？大家都在互相泼脏水，然后满足自己受众的需要。我看关于中国的报道，我一定是中英文看双份的，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更全面的信息。我几乎不看中文媒体对美国的报道，因为中文媒体对美国的报道绝大部分就干三件事情：1.照抄英文报道，2.制造大字新闻3.用中国人的逻辑猜测事情是怎样的。我写过一篇“新浪，CNN和BBC”，和这个有点关系（怎么偏偏是CNN和BBC?太搞了）。从泼脏水的意义上说，中文媒体干得并不落后。

我看人们在抵制家乐福，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知道这是不是一盆脏水。中国的手机短信里可是什么消息都能传播的，比如说：海南的香蕉致癌。但是，要求“事实真相”的愤怒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又在乎家乐福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扪心自问一下，赞成抵制家乐福的人中，有多少人去查过此事的证据究竟有没有？我自己花了一点时间研究中英文媒体，我是一点都没找到。

只准我往你身上泼脏水，不准你往我身上泼脏水，这就是很多愿意相信谎言的人的逻辑。愿意相信谎言的人全世界都有，所以这世界到处都是脏水。

本来是给报纸写的，因为言辞不够激烈和时效性不够被毙了。此报相当著名，中国国内还是有很酷很要求讲真话的报纸的。

 

涨价就是涨价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理由为什么东西会涨价。 但是，对一个每天去菜场买菜的主妇而言，这些理由完全不重要。她不需要区分什么叫全面涨价什么叫局部涨价，如果花同样多的钱买不到同样多的东西，她的实际生活质量就在下降。对老百姓而言，此通货膨胀非彼通货膨胀的辩解是毫无意义的，咬文嚼字，变换概念改变不了人们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事实。

 

诚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弄清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至关重要的。不弄清根源，就无从对症下药。如果真的像有关方面说的，此次通胀是价格的“结构性上涨”而非“全面上涨”，那就得赶快让老百姓见识一下“结构性上涨”和“全面上涨”的区别。从一年前猪肉价格暴涨开始，中国的价格已经“结构性上涨”一年并有继续上扬的趋势，如果“结构性”的涨上两到三年，那所有的这些概念游戏都会成为笑话。

 

没错，全球很多国家都在通货膨胀的煎熬中，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走高并处于继续走高的阴影中，俄国，越南，阿根廷还有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已经是两位数，更不要说已经发行千万元面额钞票的津巴布韦。这也许说明通胀是个全球性问题而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导致通胀的因素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中国自身的。但这恰恰告诉我们，此次通胀不那么简单，这根本就是“全面上涨”，“内忧外患”，需要严肃对待，不是一句“结构性上涨”就高枕无忧了的。更何况，各国通胀率的不同也显示出了，即便在全球性的粮价和油价上涨的浪潮中，不同的应对还是能够得到非常不一样的效果的。欧洲中央银行在次贷危机面前仍然紧守通胀底线，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并未急剧降息，从而保持了欧元区目前相对更低的通胀率。而俄罗斯央行在大量石油美元涌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卢布汇率到的相对稳定，其结果是通胀重返两位数并有继续冲高的迹象。中国不像欧美有经济衰退的担忧，因此可以更果决的加息，至少也应该让真实利率变正。还有就是人民币升值，相对正在自由下落的美元升值已经没有意义，是要相对其它主要世界货币升值。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升值，俄罗斯就将是前车之鉴。

 

中国没有发达国家相对好的社会保险体系，欧美对低收入人群都有大量的补贴，特别是食品消费，因此中国必须在抑制通胀的问题上做得更好。近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高通胀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经历过三次高通胀：第一次是1985年，通胀首次达到了两位数，随后在1986年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学潮。第二次是在1988年，通胀率超过20％，全国发生抢购风潮，第二年春夏之交又发生了政治风波。第三次的高通胀发生在1993－1994年间，那一次通胀让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房地产泡沫。此时此刻，我们的通胀正在重新冲向两位数，在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不是前三次通胀可以相比的当前中国，“结构性”上涨很难说不会带来“全面性”的问题。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对待通胀，温和就意味着纵容，而价格每涨一分，老百姓的福利就损失一分。政府不应再在通胀的定义上绕圈圈，这完全不重要。正视问题，更果断的行事才是关键。

下个星期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做评论人，这几日一直在准备幻灯片。文章是关于经常项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域，所以挑毛病就跟玩一样，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太严苛了。有些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在吹毛求疵，有些问题是在抬杠。

于是，我决定把那些吹毛求疵和抬杠的都去掉。让我高兴的是：去掉吹毛求疵和抬杠之后，幻灯片不是一页都不剩了，还剩那么几页。让我不高兴的是：自己竟然在吹毛求疵和抬杠上花了那么长时间。

吹毛求疵和抬杠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其中的三个原因是炫耀自己的知识/能力/判断/智力、无知还有狭隘。

炫耀这件事情很简单。你揪住了一个细节，你即使知道人家的重点不是这个，可是你就是逮住不放。这不是在炫耀是在干什么？你看，你错了吧，你个笨蛋，被我看出来了吧。如果你受过很好的训练，你可以很轻松的把这种炫耀，这种吹毛求疵放在精心包装的学术语言里，让人不易觉察。

无知这件事情很可怕。人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发现自己是在吹毛求疵的，我这次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我评论的是一个自己花了相当长时间思考的问题，因此我清楚的知道很多看上去言之凿凿的批评其实是没把问题想透导致的。

举个例子吧，我们看到了事情A发生，你最本能的猜测是B，C，D，E四种原因可能导致A发生，但是如果仔细推敲，那么B和C其实根本不是原因，因此应该在D和E中找答案。如果你足够无知，拿起一篇分析A问题的文章，发现这个人只说了D和E，根本就没有提B和C。然后你就像如获至宝的一样批驳：这是一篇垃圾，连B和C这么显而易见的因素都没有考虑进来，还好意思来写文章，然后又肤浅的论述一遍B和C为什么可能是导致A的原因。

其实仅仅是无知还不足以让一个人变成这样，如果这个人在论述“B和C为什么可能是导致A的原因”的时候稍微想一想“人家又不是笨蛋，人家怎么可能连这么显然的B和C都没考虑呢？”，那么这个人也许就不会那么轻易的下结论了。因此，因为无知的吹毛求疵里多少还会有点自视太高的成分，换句话说，还有有点炫耀。

当然，前面说的这些，也许最终都源自于狭隘。狭隘是每个人的敌人。井底之蛙在以为天就是那块巴掌大的地方的时候是完全不会知道自己是错的。你如果告诉井底之蛙天不是它看见的那样，你是会被井底之蛙嘲笑的，它可以找到无数理由论证你为什么是错的－从它的视角看，它自己是永远不会错的，天确实就是那么大。我们在挑别人毛病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自己很可能就是那只青蛙。

这几日一直在听经济学诺奖得主丹尼.卡曼的讲演，他来哈佛连讲三天，马上就要去听第三场，真是大开眼界。再一次又一次的证实我一直的观点，人都是狭隘的，人只能努力的让自己不那么狭隘。

有人问他从他的角度，对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怎么看，他很酷的说：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经济学家们，被彻底鄙视了一下。

同办公室的Dan今天答辩通过了，晚上要和谷主一起和Dan夫妇去痛饮一番，庆祝一下这位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熬过了过去三年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战友。Dan的夫人两个星期后和我一前一后答辩，所以两个星期之后定是还要去痛饮的。

我一直开玩笑说，按照中国的标准，哈佛大学，至少哈佛的经济系大概是最“学术腐败”的地方。

哈佛大学是个民办高校，并且没有得到教育部认证，发的学历更没有教育部的认可，也就是自己刻了一个章往学历上盖，和一个卖文凭的几乎没有区别。

博士，是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能够获得的最高学历，那就看看哈佛经济系是怎么发博士学位吧。

一年级资格考试，考不过不要紧，还可以再考，再考不过还不要紧，还可以继续再考。历史上曾经有人事故性的考不过太多次结果走人的，但是那是一个事故。对了，经济系博士唯一的一门必修课不是微关，宏观还有计量，而是经济学批判，经济系博士还必须选修一门课－可以是心理学，可以是历史，可以是社会学，就是不能是主流经济学。

二年级口试，好吧，表现最好的那几个得A，剩下的人一半得A-，一半得B+。最近十年，出过一次事故有位仁兄第一次没考过，当然，考第二次就考过啦。

三年级开题。我是怎么开题的？我花了一晚上，敲了几页纸。拿去给老板A看，A说找秘书盖章吧。拿去给B看，B说：凯，你这个词好像用得不对。我说，我不想改了。B说，反正这也没任何作用，那就别改了吧。于是，我就开题了。据我所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开题的。

好了，接下来就是答辩了，假设你写出了论文，这中间略去了两年，三年或者四年时光，但这不重要，反正这里面没有任何硬的东西可以衡量。什么匿名评审？没有。什么校外专家？没有。什么字数规定？没有。什么公开答辩？没有。什么学术委员会审核？没有。什么发表要求？没有。关于博士论文必须遵守的严格规定是：打印博士论文必须用“无酸”的打印纸（这样是为了图书馆长期保存需要）；博士论文必须每一页都有页码；博士论文的目录和正文必须使用同一种字体等等。

对了，我还忘记了，美国大学没有博导这个头衔，所以是个教员就可以带博士。

当然，经济系绝对不是特例。还有比经济系更猛的，比如说数学系，连答辩的形式都免了，导师直接签字走人。想想哈佛如此“学术腐败”，想想最近爆出的国内几所大学众星捧月般的迎接教育部评估组的一个秘书，你就知道什么叫有形式没内容，什么叫有内容没形式了。

我听过一个故事，是一位副部长说的。说在西部搞退耕还林，国家对失地农民有补贴，做法很简单：财政部给根据失地农民的名单，给每人在银行建立一个账户，钱直接打到账户上。这件事情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反弹，言之凿凿曰：中央对地方不信任。

听过这个故事，大概可以得出下面这么两条：1.从中央点对点对个人或者家庭发放补贴的技术是存在的。2.地方政府绝对不是做把中央的钱转一下手发到农民手里这么简单。如果真是这样，财政部那么做地方政府高兴才对，省了这么多麻烦，这里面雁过拔毛才是真。

中央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关注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政策走向，这意味着在未来转移支付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按照我的理解，中国过去的转移支付有点不对称－收税的时候，理论上是谁收入多谁多缴税，至于执行的如何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说直接征税的时候多。但是补贴的时候却是间接补贴为主，主要是扭曲价格：粮价贵了，就压低粮价；房价贵了，就出限价房；学费贵了，就规定大学不许涨学费；当然，执行的如何还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种间接补贴在两个意义上说，很难成为一种有效的补贴方式。

首先这种补贴很缺乏针对性，粮价压低，当然让那些低收入家庭得益，但是那些饭店酒楼也一样得益。更何况，粮价走高通常是因为粮食供不应求，人为压低价格只会使得这种情况更加突出。经济适用房不知道现在搞得怎样，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过去经济适用房大部分的便宜都被有门路的人占了。总之，扭曲价格是不针对个人的，因此扭曲价格的补贴方式就是补贴所有人，这样做是很缺乏效率的。（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可以补贴所有人？政府的钱都是收税收上来的，政府不可能净补贴所有人，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政府能做的是转移支付，也就是从一些人头上收钱发给另一些人。）

其次，只要有价格扭曲，就存在套利的人，就滋生腐败。套利和腐败的极端情况是让全部的补贴被套利和腐败的人吃掉，被补贴的对象完全拿不到。一件不是空穴来风的事情就是当年用保护价收购粮食的时候，农民实际拿到的价格还是市价（低于保护价），国家出的价格是保护价，差价全被粮食商人，粮库和粮食局的人拿走了。现在的情况好像是反过来，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高，国家试图保持粮价低于国际价格，换句话说国家在亏本卖米，我能想象出中间商可以把这些补贴全部吃掉的情形，当然具体这些补贴会被吃掉多少还要看执行了。我想到这些，主要是看到最近关于安徽空粮库的报道，又让我想起了那些粮耗子。

从我一开始写的那件事情看，国家现在已经完全有技术点对点的发钱了。直接划个线，往老百姓头上打钱，也许会有多发漏发的可能性，但我相信这么做比起通过很多不可靠的中间人完全没有目标的撒钱，要来得有效率的多。

中国迟早是需要一个点对点的收税和发补贴的体系的，不如趁早做起吧。做这个体系可能很花钱，但是这个体系能省下的应该远比其耗费的要多。

今天去卫生间的时候，顺手在走道里抓了一本别人扔在那里的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我们的走道里到处都是这样没人要的经济学杂志，我基本上也是每次去卫生间的时候都会抓上一本，翻一翻，以打发时间。我今天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太无聊了，连上卫生间都读学术论文来打发时间。不过很快一件事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晚饭我和谷主从办公室往哈佛广场走，我们看着丘城桐（对，就是那位得费尔滋奖丘大师）领着一盒盒饭往办公室走（数学系和经济系比邻而居）。谷主不认识丘城桐，我自己一个人在心里感叹：丘城桐成名都30年了，不要说在华人数学界，在世界数学界都是泰斗一般的人物（有一天，我跟导师在科学中心的咖啡厅里买咖啡，碰见了丘城桐。他们很熟，寒暄了一下之后，丘城桐走了。导师问我，你认识他吗？我说，丘城桐在华人数学界是国王一样的人物，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导师的回答很简单：He is also a king here, he is a king everywhere. （他在这也是一个国王，他在哪里都是国王），他的勤奋是能用眼睛看出来的。你每天看他的车就知道了，我来的时候已经停在那里了，我走的时候经常还没走，周末也来办公室。我上个卫生间读篇破论文，算什么啊。

不过今天倒真是读到一篇好玩的东西。我读的这本是1989年的JEP，所以估计对很多人这件事情并不新鲜，不过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篇文章讲的是这么一个悖论：

假设有两个信封，公开的信息是其中一个信封里的钱是另一个信封里的钱的两倍，然后把这两个信封分别给A和B两个人(假设这两个人风险中性)。然后，等A和B看到信封里的钱之后，你问A和B愿意不愿意和对方交换，其结果是双方都会表示愿意和对方交换，尽管双方都知道这样的交换必然有一个人会受损失。

为什么？

假设你打开信封，看到里面有X美元，那么有一半的可能性对方手里有2X，有一半的可能性对方手里有0.5X，那么按照概率算你跟对方交换所可能获得的收益是0.5*(2X)+0.5*(0.5X)=1.25X，大于你手上的X。因此，不管你看到信封里是多少钱，你都会觉得对方信封里，在概率意义上比你信封里的钱多，因此你都会愿意和对方交换。对方也是一样，觉得你信封里的钱，在概率意义上比他信封里的钱多，因此也愿意和你交换。于是，尽管清楚的知道两个人中的一个必然要吃亏，可是两个人都义无反顾的愿意和对方交换，这就成了一个悖论。

当然，有好些聪明的人解释了这跟悖论为什么未必是一个悖论，从不同的角度。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觉得，这分明是一个《围城》的概率版。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都觉得对方的位置好，因此都愿意和对方换位置。

这当然也是我和谷主吃饭的概率版：我们两如果下馆子吃不一样的菜，那我们总是会觉得对方碗里的比自己碗里的更好吃，特别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