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笔记

去年十月,我们一群人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中国政府对危机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然后猜2009年的增长率，大家分歧很大。我当时猜得很简单：政府会放开贷款闸门，让信贷高速增长，2009年的增长不用太担心，但之后银行的坏债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要担心就担心2010或2011年。我做这个猜测的原因也很简单：这是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常用手法。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法变化并不算太大。

我并没有猜到会出台高达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政策出台之后，我在11月的“解决中国经济的近忧更需远虑”中写到：“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短期大幅度的扩张货币可能存在严重的后遗症：一是造成通货膨胀，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扭曲造成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和银行坏债，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周期。通过制造新问题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了中国政府自然的选择，我认为也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被很多人归于“4万亿”的效果，但这不完全是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更大的拉动力量：天量的信贷增长。比起今年1到9月累计高达8万多亿的新增贷款（比去年同期多增5万多亿！），累计拨付还不到一半的“四万亿”计划（这里指中央资金，因为地方政府匹配资金的问题和其它因素，实际执行的比例就更低了），只能相形见拙了。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猜测还是对的。这意味着，我的担心，也没有消失。

2009年的增速超过8已经是毫无悬念的，最终的数字看起来可能会在8.3-8.5左右，但2010年的增长现在看起来却有点让人担心。为什么这么说？2009年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2009年是必要的，在2010年看起来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否则就真的要重蹈过去的覆辙。2009年相当强劲的财政支持，在2010年看起来也不可能再加强了，能持平也就不错了。中国或早或晚也许可以转型成为一个内需驱动型的经济，老百姓被抑制的收入增长以及消费增长或早或晚也许可以得到释放，但2010年还为时太早，因为经济中还存在太多的扭曲，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如果2010年的出口表现不强劲，实在很难看到经济的增长点会在什么地方。请不要误解，这里说没有增长点，是指实现9－10的增速，实现7的增速，中国还是很轻松的。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唯一没有真正回答的问题就是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在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如果2010年出口重新抬头，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又会很方便的被推后。相反，如果出口缺乏亮点，2010年反倒可能会成为一个反思年，面对现实年。

昨晚，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众院版”的医改方案，220票赞成，215票反对，将将通过。接下来的事情是，参议院需要辩论并投票“参院版”的医改方案。如果参院也通过了自己的医改方案，那还需要揉合参众两院两个版本的医改方案，最后送给奥巴马签字通过。

我比较“喜欢”众院版的方案，两个原因：1.这个医改方案能够保证绝大部分人都有医疗保险，这是一件我认同的事情。2.这个方案至少不再遮遮掩掩――民主党人不再坚持声称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将近两千页的法案，我自然是没有时间去读的，但我关心的事情页很简单：这个法案能不能降低医疗费用（我个人的答案是“不”）和会不会增加税收或者赤字（我个人的答案是“是”）。

我是怎么得到上面的结论的？我的方法简单至极（因此，也很有可能是错的）。

从大数上讲，这个法案会在未来十年让36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获得医疗保险，整个法案在十年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会耗费大约1万多亿美元。这一万亿美元从哪里来？基本是两块:一是消减Medicare（美国退休人员享受的医疗保险）的支出大约5000亿美元，二是增税5000亿美元（主要是对中产和高收入阶层增税，采用的形式是对那些相对昂贵的医疗保险征税，以及对那些不买保险的人和企业罚款的收入）。

高度简化的说，十年，一万亿美元，3600万人，平均3000美元/人/年。注意，这3600万人不会是最穷的人，因为最穷的人自然的就会有医疗保险(Medicaid)，这3600万人也不会是老人，因为退休的人也自然的有医疗保险（Medicare），因此这3600万人是既不最穷也不老的人群，换句话说，这应该是相对健康的一个人群，就这样，政府还要平均每个人贴3000美元/人/年才能让大家都有医疗保险，这里面让我丝毫看不出潜在的医疗费用有被控制住的迹象。作为一点背景，2007年，美国人均的医疗支出大约是6000美元/年，但容易理解的是，大部分的医疗支出其实都花在了老人身上，年轻人远花不到那么多。正是因为这个法案透露出的这点信息，我觉得所谓降低医疗费用（或者降低增速）还任重而道远。

这个法案要增税已经是黑纸白字了，但更关键的还是法案里预见的消减5000亿美元的Medicare支出能否实现。坦白的说，从美国老人嘴里抢肉，从来都是一件政治风险很大的事情。美国老人，不仅人多，而且没什么事干，就喜欢投票。历史记录表明，过去消减Medicare的动议从来都没有被真正执行过，因为没有政客敢得罪老人。如果这5000亿美元的消减能实现当然好，但如果实现不了，更高的赤字或者更高的税收就不可避免了。

民主党的医改方案能否最终通过，还悬在空中，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选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

有人说，你看中印两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中国政府花了吃奶的劲才好不容易把经济拉回到基本正常的增速，而印度几乎什么也没做，经济也恢复到了基本正常的增速，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经济比中国经济更有韧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印度什么也没做就经济就恢复正常，在我看来，是因为两个更简单的原因：1.印度的经济比中国经济封闭得多；2.印度政府的政策空间比中国政府小得多，特别是财政政策，给定印度多年以来难以控制的财政赤字。

换句话说，印度在这场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要比中国小得多，且即使政府想要多做什么，也没有钱来做。

但，印度，确实也在创造着印度奇迹。到过印度的人，都会发现那里的基础设施很差，交通极度混乱，很多地方常年缺电，孟买等地有着大片的贫民窟（但印度也有超级现代的一面，德里孟买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从思想到生活模式，都是直接和国际接轨的）。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高速公路比印度的机场跑道都宽，以此来对比两国基础设施的差距。但如果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印度在过去20年，就是在这样残破的基础设施之上，创造了并不比中国逊色多少的经济增速的。如果印度有朝一日能够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这件事情虽然在印度内部存在很多阻力，但修路修机场远算不上一件特别难做的事情，那印度的潜力也是不可限量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看起来似乎很大，但给定两国的经济增速，也就是10－15年的差距（经济可以在这期间增长高达4倍），换句话说，就是1978年和1991年的差距，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印度在1991年国际收支危机之后开始改革。

印度是有自己的奇迹的，但今年的复苏还算不上。

旧文现眼了，写于一个多月前，发于几个星期前的《瞭望东方》。

G20匹兹堡峰会开得一片祥和。和四月伦敦峰会时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的状况相比，匹兹堡峰会时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各国也陆续开始走向复苏之路，以致于匹兹堡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居然是：退出策略，也就是政府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救市政策中抽身而出。

但就在匹兹堡峰会召开前不久，中美之间一场关于轮胎和鸡肉的争端，却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能把复苏重新打回衰退的事情中，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会是首当其冲一件。一些专家相信，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和加深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贸易在1929至1934年短短5年间，下降了超过65％。

中美的贸易争端起始于奥巴马决定对中国的轮胎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这中间包括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轮胎，理由是大量的中国轮胎涌入美国对美国的轮胎工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美国工会说这是“不公平的贸易”，但说到底还是：中国生产的轮胎太便宜了。中国的商务部随即对美方的行为做出了强烈反应，宣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鸡肉产品和汽车部件进行反倾销调查。

贸易保护主义，说到头来其实损人损己，到头来真正得益的，最多只是很少数的人。美国有两亿五千辆左右的乘用车，然后大概两亿人有驾照，不算那些不能驾车的16岁以下的人群，美国应该是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有驾照，说这是一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并不算过分。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目前中国的轮胎占美国轮胎市场的份额大约是16.7%，如果粗略的用这个比例换算一下，那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是在使用中国制造的轮胎。奥巴马宣布增加中国轮胎的关税，这中间有一部分也许会被轮胎生产商吸收，但还会有一部分最后要被美国的消费者承担。让美国3000万消费者要在轮胎上花更多的钱，就是这件事情不可避免的结果－说到底，如果中国的轮胎不变得更贵，美国工会还会继续说这是“不公平”的。3000万人的利益换回来的是什么？美国去年所有的汽车配件制造工人加在一起也就不到60万人，今年因为衰退，只剩下不到40万人，生产轮胎的能有几万人就很不错了。这几万人的饭碗还未必会因为对中国轮胎征税就能保住，毕竟在美国生产轮胎，特别是低端轮胎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即便不转移到中国，也会转移到其它国家。牺牲上千万消费者的利益。换回来的就是几万人可能迟早保不住的饭碗。

中国这边的事情要更有趣一点。美国输华鸡肉产品中很大的一块就是鸡爪。美国鸡爪有好些特点，一是个大肉多，原因是美国饲养的肉鸡一般体型都很大，因此鸡爪也相应的大；二是非常便宜，因为美国人并不爱啃鸡爪。因此，中国人每年消费的天量鸡爪中，有不少就是来自美国。对美国的养鸡场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每年销售到中国的产品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不到2%，因此无论最终中国商务部做出如何的举动，是不会对美国的养鸡场造成显著影响的。但对中国而言，美国却是唯一一个能够大量稳定供应大鸡爪的国家。各人的口味可能不同，有些人也许爱啃小而瘦的鸡爪，但从美国鸡爪良好的销售记录看，还是有很多人偏爱大鸡爪的。如果中国真的对美国输华的鸡肉产品也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件事伤害不了美国人多少，最后反而是很多的中国消费者要多掏腰包，那些钱也许并不起眼，但毕竟这件事情看似惩罚的是美国养鸡场，但最后陪绑的还有中国消费者。

一个国家出口的最终目的还是进口，否则出口了一大堆东西，不去进口，最后手上剩下的都是外汇。但留着那些外汇有什么用呢？这不就是相当于给别人打工，最后换回来一堆纸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进口和鼓励出口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中国进口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结果是手上攒下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如果一个国家显示自己的强硬，是以对本国的消费者能有多狠来衡量的，这样的游戏不玩也罢。

鸡毛和胎皮，小事里有大文章。

20天的差终于快结束了，正在回程的路上，坐在机场的休息室里边吃东西，边上网。

看了看新浪，有这么一个标题：前三季度18个省份GDP增幅达两位数，觉得挺有意思，点进去想看看究竟是那些省市增长比较快。不看不要紧，一看又给雷着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7%。然后，根据各省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全国31个省市区中，竟然有28个省的增长率要高于或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全国的只有上海(7.1)，新疆(6.4)和山西(0.5)。

国家统计局很早就弃用各省统计的GDP数据来计算全国的GDP，所以各省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有一点误差是正常的。而且，因为跨省贸易的难以衡量，省级的GDP核算比全国的GDP核算困难一点也是正常的（虽然，中国GDP核算以生产法为主，跨省贸易造成的误差对生产法统计的GDP影响应该不会像支出法那样大），但这些数据的偏差恐怕已经不是用误差所能解释的了。

还在出差中。

昨晚去某国中央银行的一个官员家里参加一个家宴，坐在我身边的碰巧是当地一家移动通信公司的一个负责人。

因为语言问题，他始终没法正确喊我的名字，老是“起亚”“起亚”的，我说好吧，汽车就汽车吧，总比坐在对面的当地一位挺著名的演员老是喊我“奶牛先生”强（他们发不出Guo，最后就变成Cow了）。他问我从哪国来，我说中国。他说他去过中国，我问哪里？他说是深圳。我顺便也就把深圳的简单历史给整个桌子的人简单的说了一下，对很多外人而言，中国大陆除了北京上海，剩下的城市名气就相对小多了。当然，我没有提“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件事，实在有点太中国特色了。

我问去深圳干什么？他说去采购通信设备，但说不清楚公司的名字。我问是不是华为，他点头说是。

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全部通信设施，移动基站之类的东西，全部都是用的华为的设备。我问为什么选华为？他说，他以前是在当地另外一家移动公司工作，那个公司用的是阿尔卡特的设备，后来他被现在的这家公司挖了过来，这家公司用的是华为的设备。所以，他对两个公司的设备都比较熟悉。他说华为的设备有两个特点：1. 价格便宜，2.在很多方面比阿尔卡特的设备更可靠。桌上的很多人当然对这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公司感到很有兴趣，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手上的诺基亚，三星，索尼最后都是通过中国的设备连接在一起的，好在我本科时有不少师兄师弟同门同学最后都是去了华为工作，我也就搜肠刮肚的把我知道的不多的关于华为的事情说了说，当然过劳死的事情就略过了。

这是炒冷饭，出差中，只能将就了。原文写于几个星期前，发于九月底的《瞭望东方》。美国医改的事情有了一些变化，但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看法。

9月20日，星期天。和众多的星期天一样，这一天对很多美国人而言，意味着教堂、早间的政治访谈和下午以及晚间的体育比赛。但这个星期天不同之处在于，总统奥巴马同时在五个主要的政治谈话节目上出现，继续向美国民众推销他陷入困境的医疗改革。他独独避开了对他始终持批评态度，政治观点保守的福克斯新闻。

也许NBC新闻的主持人大卫·格里高利问的一个问题最能说明奥巴马为什么会陷入目前的困境。他问：总统先生，您在竞选的时候说，在医疗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可能未必让很多人喜欢的选择。您能具体说一下这些选择是什么吗？您会对什么事情说不？奥巴马的回答，实际上回避了这个问题，以至于主持人都不得不在中间插话：您说的这些不算是艰难的选择吧？

这其实正是问题的关键。医疗改革是一个触动每个人利益的改革，奥巴马却试图向美国民众承诺一个“皆大欢喜”、不存在太多艰难选择的改革。他向全美国民众承诺了下面几条：一、让目前46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享受医疗保险；二、现在有医疗保险的人，医疗不会变差，保费不会变高，换句话说一切只会更好，不会更差；三、政府赤字不增加，也就是政府不用往医疗体系里面净贴钱；四、绝大多数人不会增税。这就是所谓的“免费午餐改革”–––不用多花钱，却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多更好的医疗。如果奥巴马说的都是真的，那这个改革确实不用面对艰难的选择。

“免费午餐改革”不是不存在。如果一个体系存在巨大的无效率，那通过增进效率确实可以实现不多花钱但是可以办更多的事情。美国的医疗体系，也很难说是一个有效的体系，虽然这件事情存在很大的争议。美国每年把六分之一的GDP花在医疗上，在几年前，这相当于中国全部的GDP。无论按总量还是按人均算，美国花在医疗上的钱比任何国家都多很多。但即便如此，美国全国还有大约15%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然后从新生儿死亡率到预期寿命，这些常用的反映国民享受医疗水平的指标看，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都相对靠后。但从另一角度说，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技术和药物也主要来自美国，有最好的医院、医生和药物。这中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医疗体系的无效率如果存在，究竟在哪里？

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语焉不详。他列举的那些无效率，比如说欺诈和浪费，医疗信息不能共享，预防性医疗等等，其实早被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判了死刑：那些事情省不下多少钱。事实上，奥巴马试图做的，只是在向各个派别的人做各种美丽的承诺：民主党希望实现全民医保，我给你；共和党担心赤字，我保证没有赤字。没有保险的人希望有保险，我给你。有保险的人不希望自己的保险发生变化，我保证不会变。没人喜欢增税，我不增。所有人都喜欢保费更便宜，那就更便宜。右派担心非法移民也会享受医保，我会在法律里明确写非法移民不能享受。总之，所有人的担心，都没必要，我已经承诺解决。

而真正艰难的选择，奥巴马基本上都回避了。重要的利益集团，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工会还有目前享受政府医疗保险的老人和穷人，奥巴马一个都不想得罪。这就注定了，无论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怎么包装，都不会解决医疗体系中的真正问题，而能做的，只是把现有的体系扩大，覆盖到更多的人群。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有人为这多出的4600万人埋单，或是让这些人自己出钱，或是通过征税，或是减少现在享有医疗保险人的福利。换句话说，试图皆大欢喜的结果，就是不可能皆大欢喜。

几周前，共和党众议员乔·威尔逊在奥巴马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关于医疗改革讲话时，当着全美国电视观众喊出了：你撒谎。这是一件极度失礼的事件，但威尔逊未必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道破了天机的那个孩子。

飞了36个小时，从华盛顿起飞到最后降落，路过五个机场，其中两个只有一条跑道，连滑行道都没有，飞机降落之后要原地在跑道上调个头然后再滑到停机坪。两个一条跑道的机场中的一个还是军民两用的，我们等着某国空军的战斗机降落之后，再起飞。如果我没有看错，那种飞机在中国叫歼七。

这个也许很多人都看过了，不过我是才发现。今天在看一个著名右翼经济学家写的一篇论文，我估计这篇论文会引发克鲁格曼的一些反击，所以就去克鲁格曼的博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了下面这一段。

克鲁格曼参加了今年的搞笑诺奖，他必须给一个名叫24/7的讲话，24是在24秒内用难以理解的术语介绍自己的领域（对克鲁格曼也就是经济学），7就是再用7个词解释自己的领域。这里是克鲁格曼的24/7（我尝试翻译，但并不容易，原文请见这里）:

24:

给定拥有良好定义的凸目标函数和/或者凸生产函数的最大化个体分散的有约束最优化，参与生产和交换并可以自由抛弃，导致，在没有外部性，市场力量和其它扭曲的前提下，存在一个可以用帕雷托最优来刻画的均衡。(Given decentralized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by maximizing agents with well-defined convex objective functions and/or convex production functions, engaging in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with free disposal, leads, in the absence of externalities, market power, and other distortions, there exists an equilibrium characterized by Pareto optimality.)

这里克鲁格曼其实说的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但他给的条件似乎比实际的第一定理要强。

7:

贪婪的人，竞争，让世界运转（Greedy people, competing,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后来，克鲁格曼发现自己其实用了8个词，于是他就把上面的话改为：

贪婪的人，让世界运转（Greedy people,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这里说的其实还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最终的思想则最终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了：基于自利,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提供了我们的晚餐,我们都知道那绝非基于社会关怀。(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够搞笑，至少对我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讲，一个国家统计数据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OECD国家，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当然，有几个还是有点牵强），这些国家的数据，干净清晰，规范性和可比性强，分析起来非常舒服，这也是很多的跨国研究都使用OECD国家数据的原因。

经常用中国数据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和各个部委公布天量的各种数据，从数据量上说一点都不少，但问题是，你经常连最常用的数据都找不到：比如说按季度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最近开始公布增长率了），真正的失业率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宏观数据，可是国家统计局目前还存在技术性的困难统计这些数据（这不是开玩笑，这还不是说国家统计局知道但故意不公布）。中国还有很多的数据对不上，还拿就业数据说吧：美国的就业数据有根据入户调查的，也有根据企业用工调查的，两个虽然不一致，但相差的并不多，可是中国按照入户调查的就业数据要比根据企业用工调查的就业数据多出好几亿人。

但中国的数据质量再差，还是比很多别的发展中国家强多了，我就拿我最近看到的某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说事吧，让我乐坏了：

我先想知道这个国家的人均GDP是多少，然后我发现这个国家在某一年人均GDP翻了一倍，我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个国家的人口在那一年由原来的N万，一下变成的N/2万，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战争，瘟疫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统计的人口数在一年之间被对半砍了一半。

然后我想看看这个国家国际收支的情况，让我忍俊不禁的是，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最重要的那一项是：误差和遗漏。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根本搞不清钱和物是怎么进进出出这个国家的，所以最后只能把所有的东西归于误差和遗漏。

好吧，那就看看货币和银行吧。我发现这个国家有非常完整的利率序列，还是月度的，让我高兴了一番，然后我就做了一幅图，让我惊异的是，利率是一条水平的直线，我这才发现这个国家的利率，存款也好，贷款也好，已经很多年没动过了，好吧，利率完全没有任何信息。那就看看货币量吧，M1, M2之类的，这个国家确实公布，但我看了一些，觉得怎么都不对劲，这个国家的经济据说在增长，可是货币量却在下降，这不是很合理。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国家有大量别国货币在境内流通，但中央银行完全不知道有多少在流通，所以M1和M2也没有任何信息。

这个国家的数据还不是最差的，非洲一些国家的数据据说还要更恐怖。看完这个国家的数之后，再去看中国的数，我感觉好多了。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美国的一位家庭妇女，好心帮助自己的邻居，让几个邻居的孩子在邻居上班之后到自己的家里待一会，然后等学校的校车来了，再送这些孩子上车，就是这么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最近，这位妇女遇到了麻烦，因为她收到了当地政府的一封信，这封信告知她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因为她相当于开了没有许可证的幼儿园，但这是不允许的。

很多人会觉得政府多管闲事，我基本上也这么看这件事。有些人可能会反应更强烈一点，觉得这是政府在干涉自由，人家你情我愿，且不会对外人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政府根本没有理由进行干预。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挺复杂的，我下面要说的不是为政府的行为辩护，而只是在描述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复杂的。

现代市场经济和过去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依赖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的，而小农经济不是如此。让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我的意思，你现在去超市里买一包牛奶，你是根本不会知道是谁挤的奶，是谁装的箱，又是谁运到的超市，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互动完全被钱和物的交换取代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极大的提高了效率，造一支铅笔也许需要上百道工序，但参与的人完全不用谋面，只是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能完成全部的协作。小农经济，或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里，不是这样的。那个村里可能只有一个张铁匠，一个王屠户，一个李裁缝和一个赵厨子，在这个小的经济体下，你可能认识每一个你要打交道，做交易的人。你要是想吃红烧肉，几乎必然得从王屠户那里去买五花肉，第二天你出门，全村人估计也都知道昨天王屠户那里的五花肉是被你买走了，然后会问你红烧肉吃得怎么样。我说的这些都有点极端，但就是那个意思。

在一个小农经济里，你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来对经济和交易来进行任何管制，有无穷多其它的方式来自发的管制交易，信息，信用这些东西都非常充分。要是王屠户卖给了你带毛猪，他自己面子上就会过不去，然后全村人都会知道，完全不需要一个政府来规定：屠户不许卖带毛猪。

而现代市场经济就非常不同了，因为交易的非人化，使得信息和信用这些东西，未必总是在那里的。这么说吧，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这种事情，在一个不受管制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会比在一个小农经济中更容易出现－－下毒的人根本不认识被毒的人，反之亦然，中间的环节又这么多，如果没有政府，连追究责任都很困难。政府对很多事情的管制，比如说制定产品的质量标准并进行跟踪检查，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弥补信息和信用的缺失。自由主义者会论证，没有政府，市场也会自发的弥补信息和信用的不足，但我觉的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经受的住实践的检验，特别是在短期，市场失灵的时候也是挺恐怖的，比如说麦道夫的旁氏骗局。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情其实是属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农经济，这件具体的事情政府当然看起来是在多管闲事，因为邻里间的了解和信任，完全不用政府来画蛇添足。但是你大概很难由此推广到政府应该完全不管所有的无证幼儿园，市场在长期当然也可能会自己甄别出好幼儿园和坏幼儿园，可是在短期，特别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里，必要的政府管制（发许可证）未必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你总希望幼儿园能满足一定的卫生标准吧。但让政府自己来甄别什么样的幼儿园该管，什么样的幼儿园不该管，那条线应该划在那里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管多了，很有可能就出现这样多管闲事的情形，但管少了，可能就会有失职之嫌。

政府的边界，也许比市场的边界更难界定。

 今天看到《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觉得很有意思，里面有这么一段：

(五)多晶硅。多晶硅是信息产业和光伏产业的基础材料，属于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从生产工业硅到太阳能电池全过程综合电耗约220万千瓦时/兆瓦。2008年我国多晶硅产能2万吨，产量4000吨左右，在建产能约8万吨，产能已明显过剩。我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缓慢，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

你如果看到一个国家在“大量”出口“紧缺”的东西，在这件事情上是能源和环境，你就不得不想一件事情：是什么样扭曲的激励才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大的扭曲才能让一个国家出口自己其实都缺的东西？

中国出口高能耗，高污染的东西，可不仅限于多晶硅，因此这件事情不只是“多晶硅”这一种产品的问题。

可以想到的扭曲有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过低的能源价格和排污成本，如果价格不能反映实际的紧缺程度，对个体的企业而言，紧缺这件事情就是虚的，便宜的东西对企业而言就是不紧缺的东西，用得越多越好。

还有存在的扭曲就是过于低廉的投资成本，只要有项目，不管是什么项目，地方上就有很强的动力招商引资，土地给你，贷款给你，税收减免给你，或者统称“给政策”。如果前面的原因导致了投资向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倾斜，“给政策”导致的强烈投资冲动，则将这种倾斜放大了很多。

其实还有别的扭曲，不想多说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不改变背后的激励机制，光靠这样的十部委联合下文的方式，是没法根本解决问题的。钢铁行业，被铁腕治理这么多次了，铁本事件还历历在目，今年上半年根据“若干意见”又增加了将近5000万吨的产能。下一次也许不会是多晶硅，或许多抓几个人大炼钢铁的劲头会下去，但还会有别的行业冒出来，继续“大量”出口“紧缺”的资源。

北大的姚洋教授最近有一篇严重“被标题党”的文章，题目是“北大教授：印度国力定将超中国 人口持续增长是主因”，这是一个多么有煽动力的标题，可惜的是完全扭曲了文章的原意。

姚老师在那篇很长的文章里，谈了很多问题，所谓“印度国力定超中国”的那一部分，只是在说一件很多专家已经形成共识的问题：中国有世界上最恐怖的人口结构。

中国在非常不远的将来，就会面临两股力量同时的冲击。第一股力量就是老龄化，中国有所谓的未富先老的问题。中国已经有1亿5千万左右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字，在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第二股力量就是人口的倒金子塔结构。这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结果，计划生育的直接目标，就是让人口减缓增长，直至实现人口减少。这就意味着，中国年轻的人群，人数会越来越少。

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的社会，缺乏活力几乎是必然的，在经济上尤其如此，因为老人总的来说都是净消费者，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

当然，中国一些特殊的因素可以让这个前景看起来不那么黑暗，比如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意味着很多劳动力还尚未被充分的利用，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中国的“剩余”劳动力，那可以部分的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可是，一个老人比年轻人多的国家，会是一个很沉重的国家，光是因为人口结构问题，把中国经济增长往下拉1－2个百分点，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奇。

人多力量大，也许在上世纪50年代被过度强调了，但人多力量大也并不全是错的。

纯粹乱想，且乱写。

早上在CNN听到一段新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中国现在修造火电厂的速度是－每个星期两座。这个数字不算很离谱，给定中国一年新增的火电发电能力在5000万千瓦左右，一年多出100座火电厂，还是能对上的，也就是一个意思而已。

但你想象一下这后面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需求会是如何庞大，你就不得不屏住呼吸了，你要是再想象一下世界上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群要远远多于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群，你恐怕就要喘不过气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增长，或者更狭义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资源和能源相当密集的增长。西欧是先行者，西欧的资源不算特别丰富，结果是全世界到处都是欧洲的殖民地。美国后来居上，但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极度丰富资源的国家，就这样，美国还大量的进口能源。到了中国，延续的其实仍然是欧洲和美国富裕的模式，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在让全球20％的人口走向富裕，这种增长对整个地球带来的压力，不是当初欧洲和美国崛起时所能比拟的。我在想，有一件事情也许很难避免，就是地球上那剩下的几十亿尚未开始走向富裕之路的人群，也许无法在重复欧洲，美国和目前中国的富裕模式，中国也许是搭上了末班车。未来的增长，可能必须得通过更节约资源的方式进行。

我们大概只能希望，技术能够更加迅速的发展，可以使得用更少的能源和原材料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否则就会出现新的马尔萨斯问题：过去是因为粮食不够养活不了足够的人口，现在是资源不够无法让所有的人一起富裕。马尔萨斯被证明是有点杞人忧天了，但他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他只是低估了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的速度，且高估了人类的繁殖能力。我恐怕也是有点杞人忧天，人类的创造力也是不容低估的。

《环球企业家》在金融危机一年之际，做了一个“全球经济危机，一年后”的专辑，请了谢国忠做客座主编。我也写了一篇，贴在这里。发表的版本可能和这里稍有不同，原文写于接近一个月前。

各种数据表明，全球的经济似乎已经走出了这场危机最黑暗的时刻，很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触底，开始反弹，包括危机的中心美国也显示出了好转的迹象。亚洲绝大多数经济，二季度都出现了强劲反弹，最耀眼的台湾地区，GDP环比增长率折合年率超过了20％，而美联储最新公布的褐皮书表明，美联储十二个大区中的十一个经济已经企稳或者开始回升。全球金融市场更是趋于稳定，全球的股市已大涨好几个月，以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为例，自三月的谷底以来，已经上涨了超过50％。

这场危机的不同寻常之处，不仅在于它席卷的范围和程度的深重，更在于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府出台的强力干预和刺激措施―数以千亿万亿美元计的资金被用于稳定金融市场，又有千亿万亿美元计的政府额外开支用于拉动疲软的经济，很多中央银行大幅度的扩张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众多的金融机构被政府接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今年三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截至当时，二十国集团合计承诺向金融体系注入1万1千亿美元，承诺购买金融体系的资产1万3千亿美元，G20伦敦峰会后，还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增资1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各个国家各自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仅美国和中国两国，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就超过1万3千亿美元，而美联储一个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由危机前的8千多亿美元，暴涨到目前的超过2万亿美元。因此，目前发生的经济复苏，无论可以持续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政府的干预和拉动下才发生。

在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下的猛药，对于应对紧急状况是必须和适当的。但中国有句俗话：是药三分毒，即便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之后，这些猛药的副作用，或者说遗产，恐怕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伴随我们。

危机和救市最直接的遗产就是政府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经济下滑财政收入降低自然导致的财政赤字，连中国这样财政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仍然在增长的国家，今年最初的几个月都出现了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就更不要说那些深陷危机的国家了。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政府额外出台的各种救市措施的花费，这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直接费用，还包括政府提供的各种担保所可能引发的隐性费用。美国今年的联邦赤字要高达1万7千亿美元，未来十年的赤字则可能会高达9万亿美元，甚至更多；英国除了赤字以外极有可能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清理损失严重的银行；已在“失去的十年里”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这一次更是雪上加霜，净债务目前已经达到GDP的大约12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如果不进行任何政策调整，这个数字将会在未来15年里上升到接近200％，甚至中国，今年的赤字都会达到创纪录的接近1万亿人民币。如何在危机过后消化这些债务会是很多政府必须面对的头疼问题。债务不及时消化，会造成“债务积压”，因此会推高利率，遏制投资和消费，从而造成经济的萎靡，这其实是一个困扰很多非洲和拉美国家多年的问题。而消化债务则需要消减正常的开支，增加税收或者制造通货膨胀，而这三个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是让人愉快的。发达国家政府开支的大头一般是医疗和养老，在美国还有国防支出，这三项加在一起要占到超过美国联邦预算的60％。消减养老和医疗支出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消减国防开支则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这些都会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增税除了会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外，更有可能会因为抑制创新和投资而扼杀长期的经济增长。不过这些可能都还比不上通货膨胀，高通胀，历史上一次又一次证明，不仅是一种非常难治的慢性病，而且损害经济增长，抑制金融发展，掠夺居民财富，几乎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危机和危机的解救透支了未来，而还债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对那些危机前财政状况就不好的国家尤其如此。

救市的另一个遗产是中央银行在危机中释放出的大量基础货币，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了超过一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基础货币，在金融体系无法正常运转且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由于货币乘数变小和总需求不足，并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但一旦经济恢复正常，这些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就有可能被放大很多倍，通胀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回收这些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很有可能需要创造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才能实现，比如说美联储，其手上的政府证券即便全部卖掉，也未必能把危机期间释放的流动性全部收回，很可能需要发行自己的“央行票据”。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回收货币，意味着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会抑制经济复苏，抑制资本市场，中央银行显然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政客们还有动力利用通胀消化债务的情况下，毕竟那是政治上最隐蔽也最便利的方式。从历史记录看，根据哈佛大学罗格夫教授和马里兰大学雷因哈特教授对过去数百年各国金融危机的研究，理性的货币政策经常会屈服于政治，通胀往往紧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特别是在政府债台高筑的时候，这一次，很多国家恐怕也未必能逃脱这个命运。

救市最大的遗产恐怕还是如何让政府适时退出并正确为政府定位。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毫无疑问因为这场危机的发生而被放大了很多。这场危机至今，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60％的股份为已经为联邦政府所有，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接近80%的股票已经抵押给了美联储，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花旗集团最大的股东也已经是联邦政府，最大的房贷公司房利美和房贷美则干脆直接由政府托管。没错，政府在监管和消费者保护领域的缺失，的确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场危机最直接的根源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级贷款，很多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借了过头债，他们也是受害者。没错，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天量的透过柜台交易的不受管制的衍生产品将危机迅速传染到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几乎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如果金融市场因为政府的选择性干预变得更加集中而不是更加分散，如果政府既当超级裁判又上场踢球，如果加强管制最终变成了遏制创新，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兴起的去管制化，在消弱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同时也极大的释放了生产力，虽然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去管制化也许走得太远，但政府和市场这中间微妙的平衡，也许还需要试很多次错才能找到。这世上没有万灵药，市场不是，政府也不是。

这场危机留下的丰富“遗产”恐怕要过很多年才能让人完全体会，毕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不经常发生，上一次，就要回到70多年前的大萧条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今天在纽约开幕。世界主要大国，也是主要排放国的领导人纷纷登台讲话。中国，日本还有印度的领导人，都给出了一定的减排承诺。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一如既往的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里面半点实际措施都没有，连一直对奥巴马相当友好的NBC新闻今天都忍不住了，只差没有直接说：奥巴马，你忘记你没当选的时候在柏林对着数十万群众演讲时说过“现在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拯救这个星球的时刻了”(This is the moment when we must come together to save this planet.)吗？

全球变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和平常一样，这里只想就很窄的一点随便说一下：全球变暖的复杂性之一就在于它既是一个存量问题，又是一个增量问题，而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的制造者又并不一样。

说全球变暖是存量问题，是因为变暖是因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太大，这个浓度大是近百年来人类累计排放的结果，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说要为存量问题的负最大的责任。

全球变暖，或者是应对全球变暖，同时也是一个增量问题：如何减缓排放的增长，并实现排放的下降。在增量的问题上，这个世界上首当其冲的则是中国了－中国在排放的总量，特别是排放的增量上，都是世界第一。印度，也有迎头赶上之势。

如果存量和增量，都是同样的国家的问题，那事情也许要好办一点，盯住那些国家就行了。但事情偏偏不如此。如果追究责任，美国对全球变暖的历史责任最大，但如果面向未来，要避免全球变暖的恶化，没有中国和印度这些后发国家实现排放的下降，美国除非能把自己历史上的排放吸回去，否则即便美国减少排放，也于事无补。

但减少排放，本身又是一件非常花钱的事情，花这个钱是必须的，如果我们相信全球变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问题是，这个钱究竟应该由谁来出？从存量上看，美国应该多出。从增量上说，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似乎应该多出。更哲学一点的问题是：究竟排放是一种权利，还是少排放是一种义务？

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靠演讲来解决的，振臂一呼“变革已经来到美国”远比不上四平八稳的一二三四：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 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这可不是我的看法，NBC新闻今天就把这一二三四打在了电视屏幕上，用来对比奥巴马空洞无物的发言。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更没有一个国家是。

小时候，听过一个关于上海人的笑话，我没有不少人对上海人的很多看法，这个笑话只是碰巧是关于上海人的，就一句话：上海人不怕家里失火，就怕走路掉进水沟里。

这个笑话如果不经解读，是完全不好笑的。这说的是很长的时间里，大多数的上海人都住在非常拥挤和简陋的房子里，但上海人又好面子，所以大概每个人都有一套比较光鲜的“出客”衣服。你在上海的大街上，看到人们光鲜的穿着，你是没法想象他们的房子是如何的狭小，拥挤和破旧。也正因为如此，上海人不担心家里失火，因为家里其实没什么，但担心掉水沟里把唯一一套光鲜的“出客”衣服弄脏了。

我估计，这大概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特点，大概整个中国就在不久的过去都是如此，其实现在仍然如此。北大在百年校庆的时候还紧赶慢赶把那些破旧的教学楼的表面粉刷了一下，里子是顾不上了，面子是不能丢的，那是1998年，十一年前吧。这也是去年写“走进未来”时的潜台词之一。

现在的上海，当然早已今非昔比了。今年的端午节后的那个星期天，是个工作日，我正好在上海停留一晚。晚饭，主人安排在了浦东的国际会展中心，就在黄埔江边。饭菜的印象不深了，但是从吃饭的包厢望出去，对面就是外滩，浦西的很大一部分都收在眼底。让我惊讶的是，外滩现在看上去显得那么黯淡，那里曾经是上海最亮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外滩变了，而是上海变了。

一个国家的自信，不止应该在展示这个国家光鲜的部分，而更在于大方的承认这个国家还不够光鲜的部分。只展示光鲜的部分，也许恰恰还是不够自信的体现。我听一个教授讲过一个关于韩国的故事，他当时住在韩国，亲身经历。那应该是7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在汉城召开，于是政府机构都接到一个通知，开会的当天，所有政府机构的车都被要求不停的在汉城市区绕来绕去，以弥补汉城当时还微不足道的汽车流量，显示韩国的“富强”。今天这件事情听起来，这哪里是在“示强”，明明是在“示弱”，但在那时却真真正正的发生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国家真正做得对做得好的部分是不用担心不被注意的，特别对于一个大国而言。不光展示好的一面，更敢于敞开另一面的时候，那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国家。

谷主有个习惯，早晨边吃早饭边看《华尔街日报》。前两天，谷主看到《华尔街日报》一个关于中投的报道，里面说中投控制3000亿美元的资产，于是问我，中投最初不是2000亿美元吗？怎么一下变成3000亿美元了。我于是查了查中投公布的2008年报，没错，到了2008年底，中投确实有将近3000亿美元的资产了。

谁都知道，中投在海外的投资在2008年是亏钱的，这2000亿美元变成3000亿美元，都是在国内赚的（当然，不全是在2008年赚的，其中有一部分应该还是因为汇率变动的原因）。如果我没有猜错，绝大部分的钱都是中投下面的中央汇金通过在主要的商业银行里的股份赚来的。

我没有责备中投的意思，这不是中投的错。你要是远远的看，中投赚钱的方式看起来多像热钱想干但不是很方便干的事情：中投的本钱是（财政部给的）美元，最后却是通过投资人民币资产赚了钱，而且赚了大钱。热钱不就是想用美元本钱，投资人民币资产赚钱，而且赚大钱吗？

为什么说这不是中投的错？因为中国确实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把钱投在中国赚得更多，理所应当。当然，还必须指出得是，汇金持有的银行股份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部分，不是中投主动投资的结果。事实上，汇金持股在前，中投成立在后，中投不是热钱。

我曾经就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措施，写过一篇“请大家看一段小说”。都梁的那本小说是在几年前在北京的一个饭桌上听一个大人物介绍知道的，那个大人物是听另一个更大的人物介绍的，后来我在首都机场买了一本，飞机在美国落地的时候，我已经把书读完了。不知道都梁，至少应该听说过《亮剑》吧。

那篇文章的大意是，贸易保护其实是通过伤害自己来吓唬对手的方式。拿奥巴马最近决定对中国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决定来说，他的理由基本是：中国的轮胎太便宜了。拒绝便宜货，不是伤害自己是什么？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待会再说。回到中国这边就更搞了，开始调查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鸡肉。于是今天《纽约时报》出了一篇很好玩的文章，大意是说：中国人酷爱啃鸡爪，而美国养的那种长大鸡胸的肉鸡（美国人喜欢吃鸡胸肉）通常也有硕大无比的鸡爪，因为那样才能支撑高大的身体。美国鸡爪个头又大肉又多且非常便宜，一斤才合人民币几毛钱，因此中国每年都大量进口美国鸡爪，同样的鸡爪到了中国市场就能买好几块钱一斤，利润率极高。文章接着分析，给定中国人那么爱吃鸡爪，中国人不一定真的会对鸡肉征高税，因为那样等于是从老百姓口中夺美食。这个故事说明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对鸡肉征高税，看起来是在惩罚美国的出口商，但其实更在伤害中国的消费者。

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地球人都知道，奥巴马对中国轮胎收惩罚性关税是为了讨好工会，美国工会，即便没有欧洲的大，还是很有势力的。但美国有多少人开车？2006年美国有两亿五千辆左右乘用车，然后大概两亿人有驾照。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中国的轮胎占美国轮胎市场的份额大约是16.7%，如果简单的用这个比例计算（2亿×16.7％），那少说也有3000万美国人会受影响（这只是示意性的计算）。美国有多少人生产轮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美国去年所有的汽车配件制造工人加在一起也就不到60万人（今年因为衰退，只剩下不到40万人），生产轮胎的能有10万人就很不错了，算20万吧。为了20万人，奥巴马可以牺牲3000万人的利益。这件事情看起来不算合理，但也许也不难理解。一个解释就是，我也相信，就是那20万人是有组织的，用一个声音说话，而剩下的那3000万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一群有很响声音的人，可以盖过更多沉默的人，这个世界并不总是一人一票的，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

中国这样的问题恐怕只能是更严重。我就不说众所周知引起民愤的了，就说上网的和不上网的，城里的和不在城里的，前者都是少数，但前者的意见却更得到重视。这次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很多义愤网民的强烈意见恐怕立下了不少功劳，至于今后大家吃凤爪的时候都要多掏几个铜板，那商务部也没法顾上了。

这是共和党众议员乔.威尔逊在上周奥巴马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时，当着全美国电视观众，喊出来的。他随后被民主党议员们嘘倒，在总统讲话结束不久之后就公开道了歉，然后总统先生很大度的接受了道歉。

威尔逊出言不逊，连基本的礼节都不顾，是没什么好说的。但，他大概说的是一句实话，在错误的场合错误的时机说了一句实话而已。

我其实是认同奥巴马追求的医疗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有医疗保险。但，我实在不能认同，奥巴马的不坦诚。

他向全美国民众承诺了下面几条：1.让4600万没有医保的人享受医保，2.现在享有医保的人一切照旧或者更好，3.政府赤字不增加，4. 对绝大多数人不会增税。这，引用一位我很喜欢的经济学家在另外一个场合对另外一件事情的评价，就是“免费午餐改革”――几乎不用多花一分钱，却让更多的人享受了医保，而现有的人福利不会变差。

“免费午餐改革”不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阶段，就基本上是免费午餐改革，比如说乡镇企业，没花政府一分钱，但却拉动了农村的收入和就业，也没有影响城里人的生活，但这件事情的前提是改革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存在巨大的无效率。

我听完了奥巴马的整篇演讲，就在等待一个答案：美国医疗体系的巨大无效率在哪里? 没有巨大的无效率，“免费午餐改革”是不可能存在的，哪有不花更多的钱，却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这种好事？可是奥巴马语焉不详，他说的那些无效率，比如说欺诈和浪费，信息不能共享，预防性医疗等等，也早被国会预算办公室判了死刑：那些事情省不下多少钱。事实上，奥巴马的整篇讲话，只是在向各个派别的人做各种美丽的承诺：民主党希望全民医保，我给你；共和党担心赤字，我保证没有赤字，一毛都没有。没有保险的人希望有保险，我给你。喜欢自己保险的人不希望自己的保险发生变化，我拍胸脯不会变。没人喜欢增税，我不增。所有人都喜欢保费更便宜，那就更便宜。右派担心非法移民也会享受医保，我会在法律里明确写非法移民不能享受。总之，所有人的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我有“免费午餐秘笈”。

奥巴马也许想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但这不是一件可以搪塞的事情，美国1/6的国民收入花在医疗上，就在几年以前，这一块比中国全部的经济都大，哪有拿一个国家1/6的经济搪塞的道理。

就在几天前，奥巴马批准了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高额关税，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弹。我基本可以肯定，本月G-20峰会上，奥巴马又会在写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你骗人，乔.威尔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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